第381章 開戰時間的爭論(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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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關外交問題的爭論以外,德國內部有關是否要打一場世界大戰也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以經濟部長沙赫特為首的經濟官員認為按照德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可以繼續執行下去,開戰反而對發展經濟不利。

沙赫特甚至在跟斯特拉瑟私下會面時提到希望德國減少在軍事方面的開支,把資金傾斜到經濟領域。

當然他並沒有說服元首。

德國究竟需不需要打一場世界大戰,這需要從一戰結束之後說起。

一戰之後協約國施加的《凡爾賽合約》讓德國支付了鉅額的戰爭賠款。

但類似於清末庚子合約,凡爾賽的賠款並沒有全部支付,有一些化為了其他列強對德的債務和經濟支援。

比如說美國在1923年-1928年期間給了德國約價值200億馬克的貸款,協助戰後的魏瑪共和國工業復興。

這一時期,德國的經濟執行尚可。

但是由於1929年喜聞樂見的大蕭條來了,美國自顧不暇,收回了貸款,英法兩國也陷入了空前危機,德國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在這場危機中,德國工人大幅失業,國民經濟遭受到沉重打擊。

隨後,納粹黨正式獲得大權,亞爾馬·沙赫特被希德勒點為德意志帝國銀行的老闆,次年又被點為納粹德國的財政部長。

這位仁兄為希特勒那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第三帝國的經濟復甦,他確實功不可沒。

德國為了擺脫危機,不得不走上凱恩斯那條道路,也就是加強國家干預經濟,透過公共工程消滅失業,加強工業的國有化,同時也保證私有化為經濟帶來活力。

由政府舉債,興建公共工程。

比如說縱橫德國的高速公路網(當然也是為了更好地調動軍隊),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

其次是大力擴軍。

德國的擴軍受到凡爾賽合約限制,是違法的。

政府也沒有那麼多資金而舉債發展軍工,不等於在腦門上寫著“英法我要來打你麼麼噠”嗎?

為此,沙赫特為德國再次武裝,提出了Mefobills這一偉大構想。

即帝國銀行發行Mefobill這個匯票,相當於一個受到政府信用保護的賬外實體,用於支付軍火公司的產品。

但是紙面上呢,這個東西只發了1M的馬克。

就這樣,德國偷偷地重新武裝了起來,而帝國政府幾乎沒有付出特別大的代價。

第三就是配給制。

德國擴軍,但是所需資源不夠,於是政府就採用配給制。

限制供應比如油料啊,食物啊,等等。

透過推行配給制,獲得產業之間的剪刀差(我兔50-80年代也是這麼幹的),從而將這些資金進一步擴軍,簡直不能更棒啊!

完美的產業鏈就這麼來了。

其後果就是德國在30年代的農業水平相比一戰並沒有絲毫的進步,僅僅略高於1913年的水平。

沒收充公。

猶太人啊,叫你們經營商店,控制零售業和物價,統統沒收。

後來的種族迫害,大量猶太人的資產被納粹沒收,成為了納粹政府的囊中之物。

多管齊下,就這樣創造了納粹德國的“經濟奇蹟”。

失業近乎絕跡,經濟增速超過20%,各種百廢俱興,真是厲害得緊。

但是,這種飲鴆止渴的刺激經濟,帶來了幾個大問題。

如果軍隊不再需要產品,經濟該何去何從?

所以,這就成為了二戰爆發的重要的經濟因素,如果納粹德國不發動戰爭,他們自己在未來就會崩潰,因為大量的債務和赤字。

事實上,1936-38年,德國的平均工資水平下降了25%。

所以,不斷髮動對外戰爭,創造軍需訂單,就成為了維持經濟的必須手段。

在1936年左右,世界市場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而工業成品(德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的價格在下跌,德國政府越來越難以維持收支平衡。

1933-36年,德國的出口下降了9%,進口同比上漲9%,帶來了嚴重的貿易逆差。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只能透過強行控制個人市場投資的方式來刮地皮。

1934-38年,德國的非上市流通證券所佔的市場份額從超過一半下降到大約10%左右。

即使在戰爭爆發,西歐都被納粹佔領的情況下,德國無法將工業產品往已經工業化的西歐傾銷,資本流動無法構成迴圈,德國只能陷入資本的自我迴圈狀態。

所以可以知道,德國的擴張必然是“全球性”的,不以元首意志而轉移的。

當然這裡說的是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斯特拉瑟領導下的德國雖然在某些程度上跟納粹德國類似,但是起碼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不一樣的。

國家直接掌控資本,此外對國內的壟斷企業進行了打擊,所以目前按照德國的經濟情況還沒到不打仗就要崩潰的地步。

起碼德國許多人希望把開戰的時間往後延遲,只有斯特拉瑟固執地認為打仗越早越好。

斯特拉瑟當然有自信,他已經汲取了希特勒失敗的經驗。

所以他自然不會走希特勒的老路。

“我知道你們當中的許多人希望把對英作戰和對法作戰的時間往後推移。

我也知道你們的觀點都非常有道理,往後拖延幾年,我們將會有更多的裝甲師,更多的豹式坦克裝備到部隊裡,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國陸軍的優勢將會更大。

但是你們想過沒有如果我們拖延的更久,那麼敵人準備的越充分,日後進行戰爭時遭受的損失將會更大。

你們可能會說我們有蘇聯做盟友,不必擔心被英國封鎖的問題。

但是你們要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永恆的。

蘇聯局是如此動盪,或許哪一天,政局發生了變動,領導人又變了。

把希望寄託於其他國家是不負責任的體現。

現在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要打的戰爭在我們這一輩人打完,不要把問題留給下一輩人。

有人說可以相信後人的智慧,如果我們的先輩也是這麼想的,那我們現在應該如何自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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