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階級?(求月票!!!求打賞!!!(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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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

東宮,偏殿。

晨光透過窗欞,在殿內鋪灑下一片片規整的光斑,細微的塵埃在光柱中無聲浮沉。

殿內依舊寂靜,香爐中一縷青煙筆直上升,直至一定高度才緩緩散開。

李承乾端坐於案後,一身素色常服,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

他的臉色仍帶著大病初癒後的蒼白,但背脊挺得筆直。

案上並未如往常般堆積著文書,只有一盞清茶,熱氣嫋嫋。

殿門被輕輕推開,李逸塵緩步走入。

他依舊是那身青色伴讀官服,步履平穩,神態恭謹。

他行至殿中,依禮躬身,動作與往日並無二致。

“臣李逸塵,參見殿下。”

李承乾微微頷首,目光落在李逸塵身上,

李逸塵走到自己平日所在的席位上,端正跪坐下去。

殿內陷入一種奇特的靜謐。

李逸塵迎著太子投來的視線。

那目光不再像以往那樣,或是充滿躁動不耐的火氣,或是被陰鬱籠罩的算計,亦或是短暫興奮後的虛浮。

它變得沉靜,帶著一種審視,以及更深層的東西——

一種洗去鉛華後的澄澈,以及在這澄澈之下悄然滋生的、對未知領域的探尋欲。

李逸塵心中瞭然。

他之前的冒險一搏,那番近乎“誅心”的引導與信念重塑,看來是奏效了。

太子腦海中那些基於恐懼和逆反的、可能導致速敗的極端危險想法,至少暫時被壓制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深沉,也更為穩固的求知與求變的狀態。

這,正是他需要的局面。

時間一點點流逝。

良久,李承乾終於開口。

他的聲音不高,還帶著一絲病後的沙啞,卻異常平穩,沒有任何鋪墊,也沒有任何情緒化的表達。

只有簡短的四個字。

“先生教我。”

稱呼變了。

從以往的直呼其名“逸塵”,或者帶有上位者姿態的“卿”,變成了“先生”。

李逸塵臉上並未露出任何訝異或受寵若驚的神色。

“殿下請問。”

李逸塵開口,聲音同樣平穩。

他沒有問“教什麼”,因為李承乾那句“先生教我”是開放性的,意味著將學習的主動權交到了他的手上。

李承乾看著李逸塵,目光沉靜。

他略一沉吟,似乎是在整理思緒。

“學生近日臥榻,反覆思量先生此前所言。為何為君?何為治國?思緒紛雜,難以理清。”

“然覺其根本,或在於民。先生曾言及民間疾苦,佃戶鬻子,邊民困頓……”

“這些,皆與民相關。然則,朝廷施政,亦常言安民、撫民。這民之一字,看似簡單,內裡乾坤,究竟如何?”

“望先生解惑,從根本處為學生剖析。”

李逸塵微微頷首。

太子能主動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指向“根本處”,說明他之前的引導已經開始發酵。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足以引向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分析。

“殿下能思及此,可見進益。”

李逸塵先肯定了一句,隨即切入正題。

“欲明‘民’之乾坤,需先明其構成,其分野。自古有‘四業分民’之說,殿下可知其詳?”

“四業分民?”李承乾思索片刻,回答道,“《管子》中所言,‘士農工商’四民。此乃國之石民,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

“正是此說。”李逸塵點頭。

“齊國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治國之策,這‘四業分民’乃重要一環。然則,殿下可知,管仲當年行此策,他當初為什麼要這麼做?後來變成了什麼樣子?”

李承乾身體微微前傾,露出願聞其詳的神情。

“請先生細說。”

“我們先說它最早的意思。”

李逸塵開始系統性地闡述。

“管仲所處,乃春秋亂世,列國爭霸。他的核心目標,在於富國強兵,成就霸業。所以他的一切政策,都圍繞這個目標展開。”

“四業分民,首要目的,並不是後世簡單理解的身份劃分或身份固定,而是為了——更有效率地管理國家,更好地收取賦稅。”

“有效管理?收取賦稅?”李承乾重複了一遍,這兩個詞他並非完全陌生。

但如此直接地與“四業分民”聯絡起來,讓他感到一種新的視角。

“不錯。”李逸塵解釋道。

“讓士人的兒子一直做士人,使其集中居住,便於教導忠義、禮法、權謀,培養治理國家與統領軍隊之人才,保證官僚與軍官隊伍的穩定來源與專業素養。”

“讓農民的兒子一直務農,使其聚居鄉野,專事耕稼,便於管理土地、徵收糧賦,確保國家最基礎的糧食與財政收入。”

“讓工匠的兒子一直做工匠,集中於官營作坊,專司器械、營造,保證軍備與宮室器用的質量和供應。”

“讓商人的兒子一直經商,便於管理市場、平抑物價,並透過關稅市稅方面增加國庫收入。”

李逸塵稍作停頓,讓李承乾消化一下。

“此策之妙,在於將國民按其對於‘富國強兵’這一核心目標的直接貢獻度,進行了功能性的劃分與固化。”

“讓各行各業世代相傳,減少流動,降低了管理難度,提高了辦事效率。同時,也確保了國家能夠穩定、高效地從各行各業獲取所需資源,尤其是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那裡,獲取糧食和人力。”

“故而,《管子》有云:‘定四民之居’,使‘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達到‘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的效果。”

“本質上,這是一種服務於國家爭霸目標的社會資源動員與管控體系。”

李承乾聽得入神,手指無意識地在案几上輕輕划動。

他讀過《管子》,也知曉“四業分民”,但從未有人如此直白地剖析其背後的統治邏輯。

這與他以往所學的“教化百姓”、“各安其業”的仁義說教,大相徑庭,卻更接近歷史的真實脈絡。

“所以,”李承乾若有所思道。

“管仲此舉,並非單純為了百姓安居樂業,更是為了……便於君王統治,便於國家聚斂資源,以行霸業?”

“殿下抓住了關鍵。”

李逸塵肯定道。

“在其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是一種極其務實且高效的國家策略。它承認了社會分工的客觀存在,並將其制度化、世襲化,以服務於國家的最高目標。”

“然則,”李承乾話鋒一轉,提出了疑問。

“如先生所言,此策有其時代之利。但若長此以往,士族恆為士族,寒門永難出頭;農戶世代困於田畝,縱有才智亦無由施展;工匠、商賈亦固於其業。”

“這與先生曾言的‘寒門英才憑才學立於朝堂’,似乎……相悖。”

李逸塵眼中閃過一絲讚許。

太子不僅能理解他講述的原始意義,還能立刻聯想到其長期執行的弊端,並能與他之前灌輸的理念進行對比,這說明他是在真正地思考。

“殿下所言,正是此策在後世演變中暴露出的核心問題,也是它‘最初的意思’慢慢消失,‘變形’開始出現的地方。”

李逸塵接續道:“我們便來說這‘變形’之過程與根源。”

“隨著天下一統,王朝承平,富國強兵的緊迫性下降,維持統治的穩定性成為首要任務。四業分民的初衷——高效動員與資源汲取——逐漸被其附帶效果,即社會階層固化所取代,並且被後續的統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強化。”

“其中,最關鍵之變形,發生於‘士’與‘農’這兩業,以及‘工’、‘商’之地位變遷。”

李承乾精神一振,知道即將觸及更核心的部分。

“請先生細說。”

“首先,士這一業。”

李逸塵剖析道:“其本義,乃是為國家培養治理與軍事人才之群體。然在後續演變中,尤其是自漢代察舉、魏晉九品中正以來,士逐漸與土地、宗族、文化特權緊密結合,形成了所謂計程車族、門閥。”

“他們壟斷了知識、仕途以及地方影響力。”

“此時,士不再僅僅是一種功能性的職業,而是演變成了一個穩定的、世襲的、享有特權的統治階層。”

“他們透過聯姻、薦舉、把持輿論等方式,不斷鞏固自身地位,排斥寒庶子弟上升。”

“於是,士與其他三業,尤其是農之間,出現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便是第一次重大的階層分野與固化。”

李承乾眉頭微蹙,他聯想到本朝現狀。

雖然科舉制已初步建立,旨在打破門閥壟斷。

但關隴集團、山東士族的影響力依舊根深蒂固,朝中重臣多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他緩緩點頭。

“確是如此。即便父皇開科取士,然世家子弟入仕,仍比寒門容易百倍。其積累之人脈、家學,非尋常百姓可比。”

“殿下明鑑。”

李逸塵繼續道:“其次,我們看農。農在四業中,人口最眾,乃國家賦稅徭役之根本。”

“管仲之時,令農之子恆為農,是為了保證糧食生產。然在後世,這一政策與土地兼併、租庸調製等結合,使得‘農’這一群體內部發生了劇烈的分化。”

“分化?”李承乾追問。

“是的。”李逸塵的聲音冷靜而清晰。

“少數農透過種種手段,積累田產,僱傭或奴役他人耕種,自身脫離勞動,成為地主、豪強。”

“而絕大多數農,則逐漸失去土地,或淪為佃戶,依附於地主,或成為僅有少量土地、難以維繫溫飽的自耕農。”

“甚或完全破產,流離失所,成為流民、部曲、奴僕。”

“此時,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身份群體,其內部已然分裂。”

“一部分上升為土地的佔有者與剝削者,而大部分則淪為了土地的耕種者與被剝削者,佃農、貧農。”

李承乾感到一陣寒意。

他回想起李逸塵之前描述的“典兒賣女”的慘狀,原來其根源在於此嗎?

“先生是說,同為‘農’籍,其境遇卻有天壤之別?多數人辛勞終年,所得大部分卻要交給不事耕作之地主?”

“正是此理。”李逸塵肯定道。

“朝廷按戶籍徵收的租庸調,往往最終大部分負擔都轉嫁到了這些無地或少地的普通農戶身上。”

“地主豪強則常利用其勢力,規避賦稅,或將稅負轉嫁。”

“此乃‘四業分民’古制在後世土地私有與自由買賣環境下,必然導致的內部階層裂變。”

他頓了頓,看向神色凝重的李承乾,丟擲了一個更為尖銳的概念。

“故而,若我們超越‘士農工商’這表面四業的劃分,而從其在實際生產與權力關係中所處之地位來看,當今大唐之民,實則可分為以下幾個根本性的階級……”

“階級?”

李承乾對這個陌生的詞彙感到困惑。

“暫且可理解為基於其掌握資源,如權力、土地、財富等多寡,以及在國計民生中所處之根本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

李逸塵用這個時代能理解的語言解釋道。

“其一,為皇室與貴族勳臣集團。他們位於權力與財富的頂端,享有最高特權,其利益與皇權繫結,是統治的核心。”

“其二,為官僚士紳集團。此集團包括朝中百官、地方官吏,以及雖未出仕但擁有功名、土地和影響力計程車人、地主。”

“他們掌握著權力、話語權以及大量的土地財富,是統治的根基與執行者。”

“其中,又因其出身、地域、派系而有不同利益訴求。”

“其三,為工商業者群體。包括大商賈、大手工業主,以及眾多小商販、工匠。”

“他們透過貿易、手工業積累財富,但其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利往往受限,與官僚士紳集團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其內部亦因財富多寡而有巨大差異。”

“其四,也是數量最為龐大的,即庶民農戶階層。”

“此階層包括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以及完全沒有土地、租種他人土地的佃農。”

“他們是國家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但其生活最為困苦,政治地位最為低下,抗風險能力極弱。”

“其五,為賤民與奴婢階層。包括官私奴婢、部曲、樂戶等,其身份近乎財產,毫無權利可言。”

李逸塵說完這五個層次的劃分,殿內陷入了更深的寂靜。

李承乾的呼吸略顯急促,這個全新的分析框架,完全顛覆了他以往對“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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