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建築隊出征(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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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後世的發展,雖然取得了舉世成就,卻也是以農村的整體凋蔽為代價的。在安嶺看來,工業化、城市化都是可以的,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安嶺自然不可能逆反。但工業化、城市化卻不是一定要以農村的凋蔽、破敗為代價的。

有人或許不這麼看,認為農村到處都是修的小洋樓,家家戶戶都有存款,可比過去強多了。這樣說似乎也不錯,但只要是真有良心之人,去關注一下孤巢老人與留守兒童,就明白其凋蔽的內含了。

沒有人,沒有活力,那房子不過是一堆建築垃圾而已。

對此,安嶺還在一篇雜談裡說過,以其讓打工仔把掙回的錢在農村修這種沒人住的房子,還不如由政府引導他們,在城裡購房,讓其財富進入有效流通,也讓老人與兒童享受一下現代文明。

可是,當時的政策對於農民程序,卻整體上持排斥態度,至少不會提供政策方面的便利,因為長期以來的“農轉非”就是一道艱難的門坎。

安嶺不是理想主義者,相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對沖白河的看法,第一是勞務輸出,第二才是依靠資源本地發展。而依託資源本地發展,也只能是小巧多樣的,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但安嶺在主持勞務輸出時,卻比別人多走了兩步。第一步是組織性,大家抱團出去,政府可以“擔保人”的身份介入其勞務合同;第二步是培訓,對勞務人員進行一定時數的培訓,讓其對即將到來的城市及工業生活有一個基本概念。

組織性,有兩種方式,一種就是此前已經走了的那種,呈集團性地向某個企業輸送人力,這個做法,在實踐中各地都有,只不過做得不夠好而已;另一種則是即將要出征的“衝白河鄉建築隊”,這是衝白河鄉成文,報請縣鄉企局核准的一家集體企業。

這次的建築隊,人數比較多,全鄉共有千餘人報名,但最終只選擇了500名人員,衝白河鄉政府任命楠竹灣村民兵連長徐維綱擔任衝白河鄉建築隊隊長,同時派出了一個正式職工擔任建築隊會計,這個草臺班子就算正式搭建起了。

這些傢伙除了給他們每人準備了長途車票及火車票外,安嶺只給了他們2萬元公款。他們需要的所有建築工具,都去深川購買。

安嶺給建築隊的指令是,除了工人工資外,建築隊純利潤的35%必須交納給鄉財政,其中45%用於建築隊積累新增裝置;餘下20%裡,其中10%用於主要管理人員的獎勵,另10%暫時存起來,準備關鍵時刻使用。

正月十五過大年,正月十六建築隊500名千里轉戰的農民工在鄉政府面前召開了誓師大會後,正式向深川出發!

這個時代,500名民工集體出門,絕對是一件大事兒。所以在這之前,安嶺就派人帶著介紹信提前接洽相關部門,特別是鐵路及公路部門。

譬如,從衝白河到敘州,這500人就是10輛大客車(此時超載是常事),但這時哪有客車呢?所以安嶺只得找到縣委書記馬德平,請他調集車輛來把這500名民工裝走。

調集大客車不太現實,但卻可以調集解放牌貨車,每輛車能夠載三四十人左右,擠一擠50人也沒問題,當然,行李也得準備兩個車。

西嶺縣其實也沒這麼多車,馬德平只好把電話打到敘州地委書記張文廣處,張文廣一聽是安嶺的傑作,當即表示立即派駐敘州的省汽車運輸公司第57隊來完成這一任務,將500名農民工人直接送到天西除龍南外的第二個大城市:東山。

57隊經理廖平伯是個妙人,當他親自帶著12輛汽車到達衝白河後,特別提出要與安嶺合一張影。

安嶺當然沒問題。

合影之後,這傢伙才說,他的兒子三年前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是他用安嶺的事蹟鼓舞兒子,補習一年後才考上了敘州師專,所以,他今天來一是感謝安書記,二是來沾沾安書記的福氣。

也因為這個,在汽車到達後的歡迎晚宴上,安嶺狠狠地灌了廖平伯幾杯酒,老哥老哥地叫個不停。

這酒不是白喝的,因為廖平伯當場表示,此次運輸算是支援衝白河鄉,運輸公司只收成本價。

在歡送儀式上,安嶺也準備了相機,他把相機交給政務中心會照相的同志,把整個過程給全程留了下來。

神奇的是,這些照片,後世都進了國家歷史博物館,成了改革與發展的見證。而那些在照片上露了臉的人,也都有著各自耀眼的人生。

建築隊出征,安嶺內心裡才算放下了一件大事。

其實,安嶺想起到衝白河鄉所做之事,還是很愧疚的,他覺得有些對不起衝白河鄉。或許在一般吃瓜群眾眼裡,安書記做得很好啊,哪裡對不起衝白河鄉了?

安嶺說對不起衝白河鄉,確有其事。那就是整個衝白河鄉讀了初中以上的稍為靈光一點的人,都加入了他的“東方家族”,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他安嶺私人的事業而打拼。只有意識地留了徐維綱等幾個人來領導這個建築隊。

能說安嶺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私心麼?

當然,安嶺這種私心沒有人能夠發現,而且發現了也不能說什麼。因為哪怕衝白河鄉這些人才,真要發揮作用,也得走出去。

如果站在衝白河的歷史看,安嶺這樣做,其實也是功德無量,它讓衝白河鄉破天荒地出現了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競爭的企業人才。

安嶺當然也想到了此舉的積極意味。他之所以覺得自己有著私心,卻並不是要排除或反對這種私心,與所有的穿越者一樣,安嶺並不想做一個聖人。

他現在只是愈來愈覺得,所謂出於“公心”卻未必能將事情辦好,而往往是那些出於私心之舉動,才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安嶺這樣想,並不是覺得“私心”很好而“公心”就不好,而是無論“公心”與“私心”,想要辦好事,都必須得遵守規矩。這個規矩,說到深處就是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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