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 幫收隊升級的想法（1 / 1）
安嶺擱下電話，並沒有立即給深川的安妮聯絡，而是想到了一些事情。
譬如這海外生意，如果僅有經濟手段恐怕是不夠的，李玉春之事，等於是給安嶺預警。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反擊手段，一個猥鎖的南美小國都可以給華國人來一次綁架。
想必歷史上這類事情並不少，而華國也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裡吞”，安嶺在體制內，其實已經懂了，大國，哪怕美國這樣的國家，都不可能對恐怖武裝組織妥協，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尊嚴問題；
同時，亦是原則問題，如果綁架一次，你就給錢，那極可能你這個國家，所有在國外稍有身份的人，都可能成為別有用心人眼中的“肉票”，到時，你絕對防不勝防。
這一次，安嶺只得給錢，但這錢給了之後，也不能就簡單地結束了。所以，安嶺本能地想要了解對方，有備無患。
……
就在我駐南美Z國使館及相關機構接到國內旨意，開始大力營救李玉春等被Z國“民族人民軍”綁架的人質時，在西嶺縣人民法院，正在進行一場“民告官”的官司，當然，也不能說是民告官，而是患者家屬告醫院，控告當事醫生不作為導致患者因傷而亡的人間慘劇。
當時的那名醫生，已經作為刑事犯罪被拘押起來，此時幾乎是一臉呆痴，這名醫生絕對沒有想到，他純粹的意氣之舉，竟然害死了人，而且還把自己送到了被告席上。
此次庭審，時間不長，因為案情、證據、證人等都十分充分，懸疑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醫院作為民事被告對患者確因救治不及時而死亡的基本事實也沒異議。
法院庭審之後，審判長宣佈“擇日宣判”。這也是華夏國的一個習慣，因為庭審，在一些人看來不過是瞭解案件的過程，瞭解到差不多了，就要休庭，改日宣判。因為，在華國的體制下，能夠決定審判結果的，未必是出庭的審判長，審判長的後面，還有法院的“審判委員會”，在更早的時候，決定案件結果的是法院黨委，甚至，縣委可以直接指揮法院如何審判。
當然，後來法院審判體制愈趨合理，但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審理上，依然看得見行政干預的影子。
此時的法院審判，還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
庭審的事，安嶺沒有參加。實際上，安嶺甚至比大山岩區醫院都提前知道了這次審理的結果，這是武平在電話裡說的。
上面的意思是，犯事醫生確實很嚴重，開除公職，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醫院方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但不是起訴書上的15萬元，而是8000元。
好吧，安嶺對這個數額沒意見，重要的是認錯、賠償，這才是進步。至於甫阿媽的家屬，拿到8000元與拿到2萬元，差別並不大。
甫阿媽的親屬在案審後不大自信地跑到安嶺正在插秧的田壩裡，詢問法院會如何判決。安嶺怎麼說呢，安嶺只得告訴對方“要相信法院，相信政府”。
……
幫軍烈屬、五保戶、勞動力困難戶插秧，也是‘幫扶隊’的一種自覺活動。因為《華夏日報》對“幫收隊”的肯定，導致衝白河鄉的年輕幹部職工，對於這種“義務勞動”的興趣大增。又恰逢芒種期間，大家正好下田勞作。
或許，因為《華夏日報》的報道，各地可能正在研究“幫扶隊”這一操作模式，但安嶺卻發現了這一模式的不足，那就是它的效率性。客觀地說，這種方式的勞動效率還是比較低的。
因為，它針對的是幫扶物件的“定性”，而缺少“定量”方面的分析。譬如一個幫扶小組六七個人卻某處村子裡耗時一天，實際上可能有兩人去幫忙即可，也即用不著“興師動眾”。
通盤考慮“幫收隊”的建設，隊員的臨時性，隊伍的臨時性都沒有問題，但任務卻具有固定性、長期性等特點。
因此，這個事兒的最好操作方式是由各村成立“幫扶小組”，不但幫收還幫種，並由村長擔任幫收小組的組長，幫扶小組的人，村上尋找部分“義工”，不足部分由鄉上幹部職工補足，搶種搶收時優先完成幫扶物件的生產任務；農民幫扶隊員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的伙食補助（拿工資收入者自己解決）；在鄉政府層面，可以由鄉團委協調各村，主要發動年輕人自願參與。
之所以有了這些新的思路，也是安嶺在插秧現場想到的。農村的幫扶物件，最困難的是關鍵時刻的困難，這個關鍵時刻，就是“農忙”。有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錯過了最好的播種或收割時候。出面請別人吧，別人家也有要搶種搶收，等到別人忙完了再出面幫忙，又可能錯過了最佳時間。而且，請人幫忙，此時不說給工資，一頓酒肉是少不了的，這對幫扶物件來講，又是一大負擔。
這事兒，下到村子一級，由各村統籌效果可能最好。一來村長本身是農業專家，肯定比鄉政府的年輕幹部強，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鄉政府層面的幹部摸過農活的人會愈來愈少。
二來村上可以針對幫扶物件，制定一個幫扶計劃，張家有田幾畝，幾日開鐮，需幫工幾人，這個計劃，只能村上作出，因為需要與幫扶物件進行幫扶計劃對接，村長出面做這事，比鄉上直接出面要好得多。
三是各村可以略多準備一些農具，譬如最常用的鐮刀、鋤頭，幹部準備這些東西，平時不用會生鏽，唯獨村上作一個備份，平時村上有啥事還可物盡其用，真到了幫扶時刻，鄉上幹部輕手輕腳就可出場，最多帶點錢糧，不像現在這樣，搞成像個野炊隊，鍋碗瓢盆都要帶著。
四是這種幫扶隊，此後可以上升到“半義工”組織，成為農村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後一道防線，政府財政寬裕後，可以透過補助的方式，讓幫扶隊健康而長期地發展，成為最具華夏特色的一種基層民間互助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