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李恪的機會（1 / 1）
謝昭著急忙慌的走了，帶著老婆孩子狗子。
留下李恪一人，直面嶺南群雄。
群雄之首，狡詐如狐的馮盎，就是他的主要對手。
當然，謝昭還是很靠譜的，具體如何操作，都已經留了教程，做了一個三年規劃。
銀行要率先籌建，只要運作起來，李恪就不會缺錢。
然後就是與嶺南合作的各種生意，比如果幹、蔗糖、稻米。
這些都是長久的生意，必須慢慢去做。
技術謝昭也流留了下來，至於如何把控，那就是李恪的事情了。
李恪生平第一次掌握如此大的權力，說是戰戰兢兢也不為過。
但是他卻並不害怕，因為這是一個機會，證明自己的機會。
誰不想做出一番成就來呢？
皇家養皇子，如同養豬，為的就是讓皇子們不要有別的想法。
安安心心吃吃喝喝，一直到老死就行了。
李恪不想當豬，他想堂堂正正的做人。
他要證明自己。
而留在嶺南，就是他最大的機會。
謝昭留下的計劃中，有築城，有建造基地，有打造船廠，有建造學堂，有修路，有興水利。
林林總總，不下數十年。
在李恪看來，每一件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銀行與基地。
銀行可以聚攏錢財，讓嶺南融入大唐，更方便交易。
船廠是老師寄予厚望的，這件事必須得做成，甚至還很迫切。
至於學堂，反正這邊的猴子都數百年不識字了，晚個幾年無傷大雅。
馮盎不這麼看，他最看重的，還是怎麼掙錢。
在他看來，修路與嶺南物產的出路，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船廠也同樣重要，有了船廠，可以走海運，從長江走運河，直接把貨物運到長安。
這樣節省人力物力，絕對是首選。
“殿下，臣以為，還是要先修路為好。”
李恪點頭，道：“修路與籌建銀行並不相悖，資金不夠，可以從銀行借貸，這在長安已經有了成熟的案例，想來馮公也是知曉的。”
馮盎笑道：“長安至洛陽的直道，如今已經傳遍天下，各地都想修直道，直通長安，臣怎能不知道呢？”
李恪矜持一笑，道：“老師說，要想富，先修路！修路勢在必行，只不過嶺南地形錯綜複雜，還是需要謹慎一點，先修幾條直道，連結各州，然後再修小道，連結鄉村城鎮，才是正辦。
老師臨走之時告訴某，修路這件事，耗時日久，非一蹴而就，可能要耗費數年乃至數十年，不可操之過急。”
馮盎鬆了一口氣，他也知道修路不容易，就算是有傳說中的修路神器“水泥”，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嶺南的路全數修好，他要的只是一個態度。
李恪的身份無疑是尊貴的，馮盎雖然跟謝昭說，要唯李恪馬首是瞻，但也只是說說而已，他不可能真的事事聽從李恪的。
嶺南行事，自有嶺南的方法，長安那一套，在嶺南行不通的。
李恪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並沒有跟馮盎爭辯什麼。
馮盎離去之時，看了看李恪身邊的兩個護衛。
這兩個護衛一模一樣，沒有半分差別。
同樣的裝束，同樣的髮型，同樣身高，甚至連瞳孔都一般無二。
他們腰間挎著橫刀，氣勢引而不發。
若是不刻意看，幾乎注意不到他們。
這才是馮盎最為忌憚之處，這兩個護衛，毫無疑問是高手中的高手。
尤其是他們雙眸之中，幾乎沒有半分人類該有的情感，冰冷無情。
馮盎毫不懷疑他們的戰力，因為謝昭離去之時，沒有留下什麼護衛，只有這兩人而已。
這說明，謝昭確信，這兩人能護住李恪。
當然，馮盎覺得，若是出動大軍圍殺，李恪必死無疑。
但是那樣做的話，就是造反了。
他可沒心思造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的國公不好嗎？
馮盎離去，李恪開啟一個小盒子，盒子裡面有三個錦囊，他拿起編號為一的錦囊，徐徐展開。
“嶺南之南，有占城、真臘，氣候暖熱，無霜雪，常如四五月之味。草木常靑，山產烏木、伽藍香、觀音竹、降真香。烏木甚潤黑，絕勝他國出者。伽籃香惟此國一大山出產，天下再無出處，其價甚貴，以銀對換。觀音竹如細藤棍樣，長一丈七八尺，如鐵之黑，每一寸有二三節，他所不出。犀牛象牙甚廣，船隊成日，可取之。
占城、真臘有稻，一年三熟，其民懶惰，男子終日不事勞作，女子卻辛苦勞作掙錢，養活家口。
貞觀二年，取絲綢、茶葉、瓷器，可去占城、真臘，換取糧食，多多益善。
此事務必謹記，切記切記！”
李恪深吸了一口氣，他雖然不知道老師為何讓自己拿東西去換糧食，但是老師這麼做，肯定是有深意的。
大唐不缺糧食，這些年年年大熟。
但是李恪知道，年年大熟，只是填飽了世家大族的胃口，他們家裡的糧食堆積如山，寧願爛在倉庫裡，也不願意拿出去賤賣了。
而普通百姓，日子並不好過。
由於隋末的**引起的多年政治動亂，使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地。
故於武德年間開始，繼續推行均田制。不僅促進了荒地開闢，增加了耕地面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土地佔有情況，緩解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均田制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當時土地佔有上存在的貧富不均的狀況。而且，土地兼併之風愈演愈烈。
一個一品官吏按規定可佔60頃的永業田，12頃職分田和一定數量的公麻田，三者相加，最少也有七八十頃。
而一名成年男子卻最多隻能佔田一頃，他們之間相差達七八十倍。
這說明大唐的均田制也和北朝、隋朝的田制並無二致，它並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實行平均地權，反而保護了官僚地主對土地佔有的絕對優勢，而佔有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般百姓卻只能佔有土地的百分之一二十。
均田制還規定：家貧無力喪葬者可賣永業田；“賣充宅及碾磑、邸店之類”，可賣口分田；狹鄉遷往寬鄉者，永業田和口分田均可出賣；官吏的賜田、勳官的永業田等，“亦並聽賣”。
所有這些，都比前代均田令中對土地買賣的限制更加鬆弛，這就更加助長了僧俗地主和貴族官僚對土地的兼併慾望，同時，也給均田制的破壞埋下了潛在的禍根。
從均田制的實施情況來看，廣大百姓佔田不足的現象十分嚴重和普遍。
李恪在關中調研時，就發現老百姓中丁男的受田僅有“三十畝”。其他地區百姓受田的數量更少，有人曾對已發現的敦煌戶籍殘卷中尚未殘缺的55戶受田者的受田情形作過統計，其中兩戶老男不課戶，完全沒有受田。
有些地方的“百姓之田”，每戶才僅有“十畝、五畝”。
這說明，從均田制頒佈之初唐朝政府用來“授受”的均田僅僅是一些“荒閒無主之田”和“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的“墟宅桑榆”而已，“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李恪知道，老師早就開始預備解決土地兼併這件事了，所以要開發江南，要著眼海外。
只有把蛋糕做大了，他們才不會把眼睛釘在土地上，到時候操作起來就簡單了許多。
而自己，就是老師的一把刀，一把砍向土地兼併的神器。
只要自己在嶺南把事情做成了，再往後，一切都會順利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