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2章 變法之爭（1 / 1）
在賈安宅的介紹下，此次前來聚會的還有為給事中的海州人孫傅以及賈安宅的好友李若水。
賈安宅是個正道的君子，與賈安宅相交的孫傅和李若水自然也是有清譽的大臣。
眾人落座之後，孫傅有些迫不及待的道：“一直聽說太師是為天星下凡，今日得見，真是三生有幸啊！”
作為一個有清譽的大臣，賈安宅的好友，竟會這麼赤裸裸的讚美自己，莫非是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
賈安宅知道趙太炎的詫異，有些尷尬的道：“孫兄通儒道，對道家的修行很感興趣～”
趙太炎恍然大悟，這個時代通道的不在少數，徽宗皇帝就是一個標杆。
在徽宗的親身示範之下，王黼蔡攸李邦彥等都是標榜自己是通道。各種道觀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信徒也多了起來。
不過在朝中的官員因為自幼受孔孟之道影響，對道學皆有所取捨，像孫傅這種信的真真的卻是少數。
孫傅對通道之說沒有絲毫牴觸，甚至有些驕傲的道：“我自幼修道，如今已小有所成。
以我觀之，太師雖文可安邦武可定國，但一生功績多在馬上取，是以當為武曲星下凡！
不過文武向來為兄弟，是以下凡時，文曲星借了武曲星三分才氣，這才讓太師有些文名！”
看著孫博說得信誓旦旦，趙太炎並不置於否。而且孫傅言中似乎還有些刺，這讓趙太炎更不想搭理。
孫博卻接著道：“新君繼位，我以為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是以治國當行祖宗法，未知趙太師和劉相以為如何？”
賈安宅拉了拉孫傅，道：“今日酒宴只談風月，不論國事，孫兄你說多了！”
孫博搖頭道：“好不容易見到一心行改革之法的趙太師和劉相，當然要問一問西北之地的為生民立命法！”
孫博是個保守派，想要行祖宗成法。認為王安石變法雖然於國有益，但與民爭利，而徽宗的崇寧大觀間的紹述卻是讓一大批以蔡京為首的奸人蜂擁而入。
這話這幾日在汴京之中反響很大，趙太炎也有所耳聞，孫博也由是知名。
可惜孫傅的祖宗法還是站在地主階級的角度說的，作為地主階級計程車大夫們當然對維護自己的利益很是上心。
不過時代不同了，祖宗之法過去一百多年早已不適應如今千瘡百孔的大宋。是以孫傅有此言，其實看似有理，實則大謬！
劉韐當即道：“孫大人，你可知曉趙太師的一條鞭法與官紳一體納糧法乃是萬世之基？大宋雖是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但並不是士大夫與皇帝平分天下。
如今所謂的們士大夫佔據了天下幾乎四分之一的土地，卻不納糧不服役。
大宋並不抑制買田買地，可惜一些士大夫卻沒有道德下線的巧取豪奪。
假若有一天士大夫們佔據了全國一半的土地，這個賦稅該怎麼收，徭役誰來服？
若士大夫們仍然不知悔改的繼續兼併土地，那麼失去了土地的百姓們到底該怎麼選擇生存還是死亡？
孫大人，都說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可惜士大夫們始終認為天下是自己的天下，清丈土地官紳一體納糧損壞的都是士大夫的利益，士大夫們當然不會同意。
但是為了大宋的萬世基業，重新清丈土地，乃至官紳一體納糧都是此行之舉，否則大宋必亡於士大夫之手！”
劉韐從趙太炎處聽到了許多，而且燕山府路的改革一直在進行。
燕山府知府曾曾在趙太炎的授意下，將改革之法和改革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全部奏明瞭朝廷。
其中一條鞭法暫且在燕山府沒有實行，因為燕山府路還沒有開始收稅。
不過農商錢莊已經對百姓手中的糧食絲帛絹等標明瞭最低價，確保不會使百姓受到奸商的壓榨。
而透過清丈土地，原本燕地豪強隱匿的土地大量的曝光出來。
在趙太炎的強力鎮壓下，這些隱匿的土地直接收為公有，用來重新分配。
所謂計程車大夫們和燕地豪強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家中所佔土地多者達幾十萬畝，隱匿的土地至少也在幾萬畝以上。
所以整個朝廷對於劉韐所要推行的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及官紳一體納糧反感到了極點，對於始作俑者趙太炎也是敢怒不敢言。
孫傅自己家中雖然還算清貧，不過到底是屬於士大夫階級。在一眾士大夫中，當然耳濡目染的認為改革就會傷民。
不傷民也會傷及士大夫，士大夫是大宋的統治者。若是士大夫對大宋心有不滿，那麼就很有可能改朝換代。
不過劉韐分析的也非常有道理，作為還有良知計程車大夫，孫傅有些猶豫的道：“改革總會生亂，而且總會掀起黨爭，讓一部分奸人趁機而入。
此時的大宋百廢俱興，我以為還是休養生息為好，實在不宜大動干戈！”
趙太炎道：“孫大人，此言為懦夫所為也！作為一名大丈夫，我們難道不應該將最好的大宋留給子孫後代嗎？
人人皆知大宋已經病入膏肓，是以我們在戰爭中連戰連敗。我們的賦稅越來越少，支出卻越來越多，百姓卻越來越窮，造反的也越來越多。
孫大人，你也曾在地方任職，難道真的看不出大宋現有的法度已經支撐不住大宋的存在了嗎？
苟日新，日日新。大宋時時處於變化之中，天下沒有不變的成法，都是隨著實際的變化跟著調整！”
孫傅不敢反駁趙太炎，張叔夜笑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太師所言甚是，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大宋較之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法度當然也要變化！”
李若水點了點頭道：“太師所言有理，作為大宋計程車大夫，我們不能總是想著出將入相，而是要為天下百姓謀福利！”
趙太炎道：“李大人說的好，我們治國理政所出之法要看到底是否有利於提高大宋的財政收入和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有利於，那麼就是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