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7章 漫長的鏖戰（1 / 1）
松江府，閘北，寶山路。
這裡離外灘那片光鮮亮麗、高樓林立的商業區不遠，卻又像是兩個世界。
街道狹窄，兩旁是密密麻麻、高矮不一的石庫門房子和舊式里弄，牆面被經年的煤煙燻得發黑。
路面是凹凸不平的碎石路，下雨天便汙水橫流。
空氣中永遠飄散著煤灰、劣質煤球燃燒的嗆人氣味，以及不遠處蘇州河傳來的、複雜的淤泥與垃圾混合的腥氣。
復社的華東總部，就設在這片區域一棟不起眼的三層小樓裡。
沒有招牌，沒有守衛，只有門口掛著一個模糊的“閘北工人文化補習學校”的木牌，在冬日的寒風中微微搖晃。
樓下幾間屋子，白天確實有一些工人子弟和年輕工友在這裡識字、學算術，朗讀一些簡單的、關於工人權益和衛生常識的小冊子。
而復社真正的核心人員與活動，則集中在三樓。
此刻，三樓最大的那間會議室裡，空空蕩蕩。
午後的陽光，透過沾滿灰塵的玻璃窗，斜斜地照進來，在磨得發亮的水門汀地面上投下幾塊光斑。
光線裡，無數細小的塵埃在無聲地飛舞。
長條會議桌旁，幾十把樣式不一、新舊各異的椅子，大部分都空著。
只有主位旁邊，零星擺著幾個攤開的本子，幾支用禿的鉛筆，還有幾個粗瓷茶杯，杯裡的殘茶早已冰涼。
趙鐵生獨自坐在主位上，背對著窗戶。
他只穿著一件半舊的藏青色工裝外套，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結實有力的、帶著幾處陳年傷疤的手腕，雙手撐在膝蓋上，身體微微前傾，像一尊沉默的雕塑，又像一頭暫時收起了爪牙、疲憊地臥在巢穴裡的猛獸。
他的臉，比起前些時日在廣播裡與徐宗衍、孫浩辯論時，更黑了些，也更瘦削了些，顴骨突出，眼角和額頭的皺紋深刻如刀刻。
只有那雙眼睛，依舊炯炯有神。
空氣裡安靜得過分，只有遠處街道隱約傳來的電車鈴聲、小販的叫賣、以及隔壁紗廠機器永不停歇的轟鳴，像背景噪音一樣，頑固地滲進來，更襯托出這會議室的空曠與死寂。
腳步聲在樓梯上響起，不重，但很穩。
門被推開，一個同樣穿著工裝、頭髮花白、臉上帶著一道陳年燙傷疤痕的老者走了進來，是這裡的“校工”老陳，也是復社在華東地區負責日常聯絡和保衛的老人。
“鐵生，人都走了。”
老陳走到桌邊，拿起一個冷掉的茶杯，自己喝了一口，眉頭都沒皺一下，彷彿習慣了這種冷茶。
“該說的，會上都說了，吵也吵了，罵也罵了，可......沒用。”
趙鐵生沒動，也沒回頭，只是喉嚨裡“嗯”了一聲，算是回應。
老陳在他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嘆了口氣。
“《海外事務協調機制法》......嘿，名字起得真好聽，‘協調’，‘機制’，全是新詞兒，可剝開皮一看，不就是把咱們伸出去的手腳，給捆上了嗎？還要漂亮的綢帶捆，讓你有苦說不出。”
趙鐵生終於動了一下，他慢慢直起腰，靠在硬邦邦的椅背上，目光從牆壁移到老陳臉上，聲音有些沙啞，帶著熬夜後的乾澀。
“條文你都看了？”
他知道老陳說的什麼，那是啟蒙會和民會剛剛聯合的手筆。
“看了，能不看嗎？”
老陳從懷裡摸出一份皺巴巴的、油印的檔案，拍在桌上。
“凡是涉及海外領地，不管是紅袍鷹地、紅袍美洲，還是紅袍南洋、紅袍木骨都的‘重大決策’，包括但不限於產業政策調整、工人組織許可權、輿論刊物發行、專項經費撥付......等等等等，都需要那個新成立的、狗屁倒灶的‘三政體聯席會議’三分之二多數透過，才能施行。”
他指著檔案上一行字，手指因為用力而微微發抖。
“你看這條，‘為確保決策效率，聯席會議下設常設辦事機構，即常務工作組，負責日常事務處理及緊急狀況臨時處置’，常務工作組一共九個席位，啟蒙會佔五個，民會佔三個，咱們，只有一個！這叫什麼？這叫明搶！”
“咱們那一百二十七個海外支部，從今往後，想幹點啥，都得看那幫坐在京師會議室裡的老爺們點不點頭，他們不卡死你，就算開恩了。”
趙鐵生沉默地聽著，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有腮幫子的肌肉，不易察覺地繃緊又放鬆。
他何嘗不知道？
這次所謂的“立法”，是啟蒙會牽頭，民會“經過慎重考慮後予以支援”，兩家聯手推動，在最高聯席會議上強行透過的。
復社投了反對票，但沒用。
徐渭仁那邊，席位優勢太明顯。
陳望那邊，這次罕見地沒有騎牆，而是明確站了隊。
理由光明正大得很。
“加強海外領地管理一體化，避免政出多門，提高治理效率，維護紅袍海外利益整體性”。
字字句句，都站在“大局”的制高點上。
你復社反對？是不是隻顧自己小團體，不顧紅袍天下整體利益？
老陳的聲音更低了，帶著壓抑的怒火。
“民會那幫王八蛋，表面不吭聲，背地裡捅刀子，咱們在紅袍羅剎、紅袍南洋幾個主要支部辦的《進步之聲》，還有給海外工友看的那些小冊子、傳單，以前都是走‘通達’、‘四海’這幾家民會背景的船運公司，價錢還算公道。”
“可從上個月開始，這幾家公司突然都說‘運力緊張’，‘艙位已滿’，要麼就是‘航線調整’，總之，一張紙片也別想上他們的船，私底下打聽，說是上頭打了招呼，‘特殊時期，特殊處理’，他媽的，這擺明了是要掐斷咱們在海外的喉嚨，讓咱們的人，變成聾子，瞎子！”
趙鐵生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
會議桌上那冰涼的觸感，透過薄薄的工裝布料傳來。
他想起了那些海外支部的幹事們，在紅袍鷹地的工廠裡，在紅袍南洋的橡膠園裡，在紅袍美州的鐵路工地上，在紅袍木骨都束的碼頭上......他們拿著微薄的經費，冒著被當地工頭、甚至是被啟蒙會或民會背景的產業管理者打壓的風險，一點一點地組織工友，傳播思想，爭取權益。
他們最需要的，除了錢，就是來自“本部”的資訊、指導和精神支援。
那些漂洋過海運去的刊物、檔案，哪怕紙張粗糙，印刷模糊，也是他們與“家”聯絡的紐帶，是他們堅持下去的火種。
現在，這根紐帶，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用“運力緊張”這種輕飄飄的理由，輕易剪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