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真實的謊言（1 / 1）
此時此刻，陪審團席上，幾名陪審員的表情明顯發生了變化。特別是那位4號陪審員，她看向莫雷的目光裡帶著明顯的失望。
午休過後，庭審繼續。
這一次，辯方開始傳喚自己的證人。
“辯方傳喚心理學專家威廉·哈里遜博士。”
一個留著山羊鬍的中年男人走上證人席。此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專門研究種族歧視對少數族裔心理健康的影響。
“哈里遜博士，”文森特負責對這位專家證人進行詢問，“請您向陪審團解釋一下，長期遭受種族歧視會對一個人的心理狀態產生什麼影響？”
“咳咳，種族歧視是一種慢性壓力源。”哈里遜博士的話聽起來很專業，“長期暴露在歧視性言語和行為中，會導致個體產生高度的警覺狀態、壓抑的憤怒情緒，以及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
“當這種壓力積累到一定程度，遇到一個直接的、強烈的歧視性刺激時，個體可能會產生所謂的應激性過度反應。這是一種幾乎本能的防禦機制，個體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超出正常範圍的反應。”
赫里斯法官眯起眼睛，顯然聽不懂他嘰裡咕嚕地在說什麼。
“根據您對被告陳凱文的評估，他是否符合這種模式？”文森特接著問道，
“是的。”哈里遜博士點頭，“我與陳先生進行了三次長時間的訪談。我發現他自幼就經常遭受種族歧視性的言語攻擊，這給他留下了相當程度的心理創傷。在事發當天，當他聽到莫雷先生的歧視性言論時，他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
“他的行為，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是一種典型的創傷後應激反應，而不是蓄意的暴力攻擊。”
文森特滿意地點點頭，“謝謝您，哈里遜博士。”
緊接著，檢方的麥卡錫在交叉詢問中試圖質疑哈里遜博士的專業性和客觀性，但效果並不理想。
“哈里遜博士，您是受辯方聘請的吧？他們付給您多少錢？”
“我的專業服務費是按小時計算的，與我的結論無關。”哈里遜博士平靜地回答，“如果您對我的評估有疑問，可以請另一位心理學家進行獨立評估。”
就這樣，麥卡錫碰了個軟釘子，只好放棄繼續追問。
接下來，辯方又傳喚了陳凱文字人出庭作證。
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
讓被告親自作證，意味著他將面臨檢方的交叉詢問，任何一個失誤都可能讓陪審團對他產生負面印象。
但林大衛和文森特討論過後，認為這個風險值得冒。
因為陳凱文的個人經歷和真誠的態度，可能是打動陪審團的最後一張牌。
“陳先生，”林大衛溫和地問道，“請告訴陪審團，你為什麼要參加那天的抗議活動？”
只見陳凱文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了他的講述。
“我在費城長大。我的爺爺奶奶是上個世紀移民過來的，他們靠開洗衣店養活了一家人。我小時候經常在費城唐人街幫忙，那裡就是我的家。”
“當我聽說76人隊要在唐人街附近建球館，可能會影響到那裡的居民時，我很生氣。但我沒有想過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那天我去抗議，就是想表達我的聲音。”
“那你為什麼帶了槍？”
陳凱文低下頭，“因為我害怕。前幾年賓州和新澤西州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越來越多。我去考了持槍證，就是為了保護自己。那天我把槍帶在身上，只是以防萬一，我真的沒有想過要用它。”
“那是什麼讓你最終扣動了扳機？”
這一次，陳凱文沉默了很長時間。
“當我擠到車窗旁邊的時候，”他的聲音開始發抖，“我看到了莫雷的臉。他看起來很不耐煩，很厭惡。然後他說了那句話。”
“他叫我……黃猴子。”
“那一刻，我腦子裡一片空白。我想起了小時候那些孩子是怎麼罵我的，想起了中學時那些白人學生是怎麼推搡我的，想起了每一次我被叫中國佬時的屈辱……”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掏出槍的。等我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開槍了。”
他抬起頭，眼眶微紅，“我知道我做錯了。不管莫雷說了什麼，我都不應該開槍。但是……但是那一刻，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法庭內一片寂靜。
幾名陪審員的眼眶也有些泛紅。
……
下午四點，今天的庭審結束。
赫里斯法官宣佈休庭，明天將進行雙方的結案陳詞，然後由陪審團進行評議。
走出法院大樓，文森特和林大衛並肩而行。
“今天的進展不錯。”林大衛低聲說道，“陳凱文的證詞很真誠，我看到好幾個陪審員都被觸動了。”
文森特卻嘆了口氣，“林，那些話是你教陳凱文說的吧……”
“什麼話？”林大衛有些心虛，然後輕聲道：“卡特先生，記者都在周圍呢！”
“所以，凱文小時候真的被歧視過嗎？”文森特的目光卻變得淡漠起來。
這一回，緘默不語之人變成了林大衛。
“先生，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嗎？我們面對的是一整個體制的歧視，無論傷人的話是否脫口而出，這種環境都依然存在。“
語罷，文森特也閉上了準備開口的嘴。
一切就當沒有發生過，也當他沒問過這麼愚蠢的問題吧。
“……”文森特搖搖頭，“檢方明天的結案陳詞肯定會強調陳凱文攜帶滿載彈匣的事實。這讓他的衝動行為說法變得很難成立。”
“我們只能盡力而為。”林大衛嘆了口氣。
就在兩人走向停車場的時候，一群記者突然從旁邊的角落裡衝了出來。
“卡特先生，請問肖恩·潘今天為什麼沒有出現？”
“卡特先生，肖恩·潘是在逃避媒體嗎？”
“卡特先生，肖恩·潘對持槍權是什麼態度？他支援還是反對？”
文森特的腳步停了下來。
最後一個問題讓他感到一陣頭疼。
這些記者問的，正是肖恩一直在迴避的問題。
作為一個獨立候選人，肖恩一直強調“團結”和“超越黨派”。但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下，持槍權是一個繫結了意識形態的敏感議題。
更何況，這個案子本身就和槍擊有關。無論肖恩怎麼表態，都會被解讀為對陳凱文行為的認可或否定。
“潘先生對任何具體政策議題都保留自己的看法。”文森特生硬地回答，“他會在適當的時候透過適當的渠道表達立場。現在，請讓一讓。”
他加快腳步，幾乎是小跑著衝向停在路邊的轎車。
記者們還在身後追問，但文森特已經鑽進車裡，“砰”地一聲關上了車門。
“開車，請您快一點。”他對司機說。
就這樣，轎車啟動，他們駛離了法院門口的混亂。
文森特靠在座椅上，掏出手機，給肖恩發了一條訊息：
“今天還算順利。但記者們開始追問你的政治立場了。持槍權的問題。你需要儘快想好怎麼回應。”
幾秒鐘後，肖恩的回覆來了：
“我知道，讓我想想吧。”
文森特看著這條簡短的回覆，眉頭緊鎖起來。
他知道，無論是他還是肖恩，這個問題都遲早要面對。
而肖恩的答案，可能會決定他整個競選的走向。他聽馬修轉述過那個新加入的老頭：喬治凱利的話。
是的，意識形態確實很重要。
柔軟的姿態能讓肖恩和其他的候選人正式開始角逐，併成功踏入大選的門檻，卻沒辦法讓他走的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