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7章 臨時安置(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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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下午,珠江口一處隱秘的碼頭。

一艘偽裝成漁船的運輸船緩緩靠岸。

俞蘭馨牽著兩個孩子走下跳板,踏上堅實的水泥地時,腿還有點發軟——不是暈船,是這一路太過緊張。

從香港出發,船在海上繞了好幾個彎,穿過幾片霧氣濃重的海域,最後才駛入這條隱蔽的河道。

全程窗簾緊閉,船員們沉默寡言,只偶爾用簡短的粵語交流。

“媽媽,這是哪?”大兒子仰頭問。

“這是……咱們的新家。”俞蘭馨環顧四周。

碼頭不大,但很乾淨。

遠處是成片的農田,綠油油的水稻正在抽穗。

更遠的地方,能看到幾棟白色的建築,應該是工廠或者倉庫。

空氣裡有股泥土和青草的味道,和香港那種混雜著海腥和煤煙的空氣完全不同。

幾個穿著灰色中山裝的人迎上來,為首的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臉曬得黝黑,但眼神很亮。

“俞蘭馨同志,一路辛苦了。”他伸出手,普通話帶著點湖南口音,“我叫陳衛國,是基地的副主任,負責接待工作。”

“陳副主任,您好。”俞蘭馨和他握手,“孩子們有點累,能不能……”

“已經安排好了。”陳衛國身後好些個年輕女同志走過來,蹲下身對孩子笑著說,“小朋友們餓不餓?食堂有剛做好的飯呦!”

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眼睛亮了,跟著女同志走了。

俞蘭馨鬆了口氣,這才問:“根生他……”

“牛工在那邊。”陳衛國指向碼頭另一頭的一棟二層小樓,“在開情況通報會。您先休息,等會散了,他會過來。”

俞蘭馨點點頭,跟著另一個同志去了安排的住處。

是一排新建的紅磚平房,雖然簡陋,但很乾淨。

五間房,一間臥室,一間客廳兼書房,三間給孩子們。

傢俱都是新的,還配了暖水瓶、搪瓷盆、毛巾等日用品。

“條件比較艱苦,還請多包涵。”帶路的同志有些不好意思。

“已經很好了。”俞蘭馨說的是真心話。

比起在香港半山別墅的奢華,這裡確實簡陋。

但不知為什麼,她覺得心裡更塌實。

可能是因為這裡沒有那些隱藏在暗處的眼睛,沒有隨時可能響起的槍聲,沒有那種讓人喘不過氣的緊張感。

這裡……安全。

與此同時,那棟二層小樓的會議室裡。

煙霧繚繞。

七八個人圍坐在長桌邊,桌上攤著香港地圖和各種檔案。

牛根生坐在靠窗的位置,手裡夾著支菸,但沒抽。

“……所以基本情況就是這樣。”說話的是個五十來歲的老同志,戴著眼鏡,是負責港澳事務的領導之一,“港英政府現在的調查重點,已經從‘黑幫火併’轉向‘境外勢力滲透’。美國人咬定是蘇聯人乾的,蘇聯人反咬是美國人自導自演,英國人想甩鍋給我們,但拿不出證據。”

“傷亡數字確認了嗎?”有人問。

“基本確認了。”老同志翻著一份檔案,“美國方面死三百二十一人,英國方面死九十七人,東南島上方面死六十六人。

黑幫方面……死一千二百四十六人。

另外還有十九個平民誤傷死亡。”

會議室裡安靜了幾秒。

一千八百多條人命。

雖然死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好人,但這個數字還是讓人心驚。

會議又持續了一個多小時,主要是討論牛根生一家在基地的工作、生活安排,以及如何確保他們的安全。

散會後,牛根生沒有馬上離開。

他站在小樓二樓的窗前,望著外面的田野。

七月的嶺南,正是最熱的時候。

水稻田在陽光下泛著油綠的光,遠處有幾個農民在勞作,戴著草帽,赤著腳。

很平靜的景象。

但他的感知,卻延伸向一水之隔的港島。

他能“看”到,中環的廢墟還在清理,警察和士兵在維持秩序。

淺水灣那棟別墅裡,漢森正對著手下大發雷霆,因為調查毫無進展。

他能“看”到,銅鑼灣路口那具站立的屍體終於被收走了,但地面上的血跡還沒洗乾淨。

幾個膽大的市民在遠處指指點點,但沒人敢靠近。

他還能“看”到,香港的街頭巷尾,一種奇特的情緒正在蔓延。

七月六日,香港。

旺角一條小巷裡的茶餐廳,中午時分坐滿了人。

“聽說了嗎?‘瘋狗’真的死了!”一個穿汗衫的碼頭工人壓低聲音說,“屍體拉去殮房的時候,我二表哥親眼看見了,身上至少中了二十槍!”

“何止‘瘋狗’,”對面一個穿工裝的老伯接話,“開賭場的阿威、放高利貸的爛牙明、賣白粉的四眼仔……全死了!一個不剩!”

“還有那些人販子,”旁邊一箇中年婦女插嘴,眼圈有點紅,“我侄女前年被他們拐去南洋,現在……現在總算有人替她報仇了。”

茶餐廳裡安靜了幾秒。

“你們說……到底是誰幹的?”有人小聲問。

“還能有誰?老天爺唄!”老伯一拍桌子,“那些人作惡多端,早就該死了!現在好了,一鍋端,乾淨!”

“可死了那麼多外國人……”

“外國人也未必是好人。”碼頭工人撇撇嘴,“我聽說,那些美國佬在香港偷偷搞什麼情報站,還運了很多武器進來。

說不定昨晚就是他們自己打起來了,黑幫趁亂撿便宜,結果一起陪葬。”

這個說法很快得到了認同。

因為確實解釋得通——外國人自己內鬥,黑幫想趁火打劫,結果全死光了。

很合理。

“不管怎麼說,死了這麼多人,總歸是……”有人想表達點同情。

但話沒說完就被打斷了。

“總歸是什麼?”老伯瞪眼,“那些黑幫活著的時候,害死了多少人?

逼得多少人跳樓?

拆散了多少家庭?

現在他們死了,你不拍手叫好,還同情他們?”

“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老伯越說越激動,“我告訴你,昨晚死的那十九個平民,才是真可憐!

他們招誰惹誰了?

可那些黑幫,那些外國人,死得活該!”

茶餐廳裡又安靜了。

但這次安靜裡,有種微妙的共識在瀰漫。

是啊,那些黑幫確實死得活該。

那些外國人……也未必無辜。

“老闆!”有人突然喊,“今天有喜事,給我加個蛋!”

“我也加一個!”

“老闆,我要燒臘,雙拼!”

氣氛突然熱烈起來。

彷彿不是在談論一場死了近兩千人的慘劇,而是在慶祝什麼節日。

這種情緒,在香港很多地方同時出現。

九龍城寨,幾個曾經被高利貸逼得走投無路的家庭,湊錢買了一掛鞭炮,在巷口偷偷放了。

噼裡啪啦的響聲引來了警察,但看到是幾個衣衫襤褸的窮人,警察只是揮揮手讓他們散了,沒多管。

新界元朗,一個被黑幫強佔了魚塘的老漁民,一大早去廟裡上了香,回來時臉上帶著多年未見的笑容。

就連一些平時謹小慎微的小商人,這天也破例多進了些貨——因為壓迫他們的“保護費”收租人,昨晚死了。

整個香港社會,在經歷了最初的震驚和恐懼後,開始出現一種詭異的……輕鬆感。

就像一塊壓在心口多年的大石頭,突然被搬走了。

雖然搬走的過程血腥而慘烈,但石頭畢竟是搬走了。

人們開始敢於大聲說話,敢於在夜裡出門,敢於對不公平的事說“不”。

因為那些最兇惡的豺狼,已經死了。

七月七日,港島各大報紙的銷量創下新高。

《星島日報》頭版標題:“黑幫覆滅,香港迎來新秩序?”

《華僑日報》的社論更直接:“血的教訓:法治必須取代暴力”

連英文的《南華早報》,也在第三版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標題是“香港的自我淨化:一次代價慘痛的社會手術”。

文章裡寫道:“無論昨晚事件的真相如何,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香港長期存在的某些痼疾,在一夜之間被清除了大半。這或許能成為這座城市重建秩序、走向真正法治的契機……”

總督府看到這篇報道時,某人氣得把報紙撕了。

“自我淨化?社會手術?他們怎麼不說這是大屠殺!”老人在辦公室裡咆哮,“一千八百多條人命!十九個無辜平民!現在居然有人開始慶祝?!”

秘書小心翼翼地說:“長官,民間情緒確實……比較複雜。很多人確實覺得,那些黑幫死得……”

“死得好?”戴麟趾冷笑,“是啊,死得好。那十九個平民呢?他們也死得好嗎?”

沒人敢回答。

“繼續查。”老人疲憊地坐下,“不管用什麼方法,我要知道真相。否則……否則我們沒法向倫敦交代,沒法向任何人交代。”

但真相,可能永遠也查不出來了。

因為所有的參與者,幾乎都死光了。

活下來的幾個,也都是被動捲入的倒黴蛋而已,他們自己都是懵逼的。

彷彿是做了一場噩夢。

別人問他們問題,那絕對是一問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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