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利在千秋（1 / 1）
雖然李亨毫不客氣將李隆基這個上皇給罵了一通，但他著實因為身份的問題，拿他沒什麼辦法，如果像肅宗那樣將李輔國派去耍些小手段，反倒是落了下乘。
反正眼下這個局面，不說四海昇平，至少也是境內無虞，李亨作為皇帝的名望自然也是傳揚天下，無人不曉——簡而言之，李隆基這個上皇是翻不起什麼風浪來的。
再說，如果李亨逼迫過甚的話，似顏真卿這樣的忠臣說不得還真要打著勸諫的名義和他好好說道說道。而對於顏真卿這樣既忠心又有能力的臣子，李亨還是很珍惜，努力不想要讓其人寒心的。
不過李隆基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成千上百萬的死亡，他晚年要想過得多麼安逸，李亨卻也是不樂於看到的。
再加之外部的隱患暫時消弭，接下來就要把心思放在內政上，對國家的各種制度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李亨也就順手將高力士從其人的身旁要了過來，帶著經驗稍顯不足的徐福去處理他身邊的各種事情。
當然，除了工作時間之外，高力士也是可以待在李隆基身旁服侍他的，這也算是高力士出賣自己的苦力，換得了繼續留在李隆基身邊的機會。
而李亨之所以想讓高力士重出江湖，看重的也不是其他，而是其人在當上宦官首腦的幾十年內，都老實本份、恪盡職守，沒有過分插手外朝事宜，對於自己職責之外的東西，也是謹慎地不去相碰。
正是因為他這種態度，原本在開元天寶年間就應該開始的宦官政治，被硬生生地推後了幾十年，直到李輔國上臺之後才開始頻頻把控朝政，而後到魚朝恩逐漸掌控中央軍隊，最後導致終有唐一朝，宦官不可治的結果。
對於這種事情，李亨自然不可能會相信這些有了權勢的宦官會主動地恪盡職守，不逾越權力，這樣的事，他覺得也只有徐福和高力士能夠做的。
所以眼下讓高力士帶著徐福做事，教其人一些行事的道理，其實也是權宜之計，後來李亨肯定是要設計出嚴格的制度來防患宦官干政的。只有將宦官一身權力的合法性與皇帝本身捆綁起來，他們才不敢輕易背叛，甚至做出之後那等駭人聽聞的事情。
李亨有更緊急、更緊迫的事情需要去做——回來後不久，他就去找了劉晏，發現其人不愧是大唐有名的財政專家，就這麼幾個月的時間，已經將一部稅法的基本框架給搭出來了。
甚至如果不注意一些細節的話，都是一部可以頒行天下的成熟稅法了，當然，真實的效果如何，還是要經歷過時間的檢驗的。
雖說劉晏能力強，但他也不是神人，對著皇帝直言道若不是“陛下離去前許了臣隨意調遣人才的權力，這稅法的定製怕是還遙遙無期”。這倒也是，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考慮問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李亨督促了幾句，並且在表示稅法制定出來後將會有重賞後，這幾個原本被調來協助的頗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人立馬就積極起來，拍著胸脯保證自己一定努力不懈怠。
就在此時，第五琦提出的榷鹽法總算是有點成效了，自從去歲他提出這個方法開始，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年半的時間了。
這倒也不能怪人家，首先當初第五琦被派往江淮的第一任務本來就是籌措糧食財貨，這榷鹽法的推行倒是其次。等到後來施行到一半的時候，國內戰亂卻又基本結束，所以當時制定的那些政策屬實是有點不適用。
在自己思考，又上疏與李亨這個皇帝請求意見之後，第五琦到底還是改變了自己前世官買官賣的政策，而是變成了官買商賣。
別看這其中只差了一個字，卻足以代表歷史上第五琦和劉晏兩個人財政思想中蘊藏著的不小的差別。
第五琦鹽法與劉晏鹽法的最本質區別在於，第五琦鹽法施行的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食鹽專賣體制，這是一種由政府完全壟斷的禁榷制，全部鹽利被政府獨佔，商人被排斥在利益之外——當然，這其中或許有當時尚處在戰亂當中，不得不施行這樣一種“戰時經濟政策”的東西。
劉晏鹽法改革後，則形成了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食鹽專賣體系，政府不再獨佔鹽利，而是將商人和商業機制引入食鹽市場，增加了食鹽專賣的靈活性，政府和鹽商均獲得了鉅額鹽利。
這樣的好處也很明顯，就是政府不用再去付出一些冗餘的費用，比如說運輸的費用、銷售的成本等等，而且惠及民生，可謂是雙贏。
既然第五琦想起要來請示他，李亨也就絲毫不客氣地將這個想法道出，並且讓第五琦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辦，絲毫沒有盜取劉晏智慧成果的覺悟。
不過要真的實際去計較的話，劉晏還將人家楊炎的兩稅法竊取了呢，這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楊炎現在缺乏基層工作經驗，沒有多年的體悟，是絕對制定不出兩稅法這樣的稅法的，只能交給劉晏。
這東西是不能拖下去的，前世李亨看研究資料的時候就發現有研究隋唐領域的資深專家論述過，如果這個兩稅法在天寶年間或者肅宗在位期間施行，那一切都會變得很不一樣，甚至歷史都可能因此改變。
總之，第五琦按照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方式實施榷鹽法，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去協商協調，所以時間才拖延了這麼久，一直到現在才略微出現了一些成果。
而這所謂的成果，當然也就是得到的實打實運到京城的錢財，按第五琦的說法，這還只是一地的鹽利收入，後面還會有更多財貨源源不斷地運到長安。
這讓李亨不禁感慨，鹽鐵在這時候是真掙錢啊，就像後世的彩票和菸酒行業一樣，都是屬於暴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