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兒臣謹遵父皇教誨!(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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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臣自幼所學,皆是‘民為貴’,皆是‘仁政’,可當那些活生生的慘狀浮現眼前,兒臣才發現,那些道理……那些道理竟是如此蒼白無力。”

“兒臣不知他們為何會如此,不知朝廷的政令,究竟有多少能真正惠及他們,而非被胥吏、豪強層層盤剝。”

“兒臣更不知……若兒臣日後為君,該如何做,才能讓這般慘狀少一些,再少一些……”

他重新低下頭,聲音低沉。

“自那夢醒之後,這些問題便如同巨石,壓在兒臣心頭,揮之不去。”

“兒臣反覆思量,查閱史書,觀察朝政,卻越發覺得……覺得這‘民’之一字,千鈞之重,內裡乾坤。”

“遠非兒臣以往所想那般簡單。”

“兒臣……兒臣便是為此所困,憂思難解,乃至病倒。這,便是兒臣的‘心病’。”

李承乾說完,殿內陷入了一片死寂。

李世民怔怔地看著自己的長子,臉上慣有的威嚴與深沉,第一次出現了清晰的裂紋,被一種極度的震驚所取代。

他萬萬沒有想到,太子的“心病”,竟是源於這樣一個夢境。

以及夢境所帶來的、對“民”的重新審視與巨大困惑。

不是糾結於儲位是否穩固,也不是沉溺於自身的殘疾與痛苦,而是……跳出了東宮的一方天地。

將目光投向了那些他李世民也深知其存在,卻未必時時放在心尖的、帝國最底層的黎民蒼生!

何為民?

這個問題,他自己登基以來,又何嘗不曾思索?

他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整頓吏治,力求恢復民生,自認做得不算差。

但他所思所慮的“民”,更多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是賦稅的來源,是兵役的根基,是江山穩固的基礎。

他推行政策,考量的是大局,是平衡,是帝國的長遠利益。

而太子夢中高祖所展示的,卻是那整體之下,一個個具體而微的、被苦難碾碎的個體!

是那些在史書和奏報中,往往被一筆帶過的“鬻妻賣子”的慘劇!

李世民從未從這個角度,如此直接、如此殘酷地去面對過這個問題。

他一直以來對太子的教導,乃至他自己為君的理念,似乎都建立在一種“居高臨下”的施恩與掌控之上。

而太子這番因夢境而生的困惑,卻隱隱指向了一種更為本質、卻也更為艱難的方向。

只是李世民這時也好奇,他的父皇是會問這些問題的人嗎?

李世民心中下意識地浮起一絲疑慮。

他太瞭解自己的父親了。

李淵出身關隴貴族,雖歷經亂世,但其思維方式更多是門閥權貴式的,關注的是大勢、是平衡、是家族與天下的權柄交接。

對於底層黎庶具體而微的苦難,或許會出於仁君之念有所觸動。

但絕少會如此直接、如此尖銳地去逼問一個儲君,更不會用那種“沉痛的眼神”。

父皇晚年,更多沉浸在被逼退位的鬱結與享樂之中,何曾有過這等深沉如海、直指治國本質的憂思?

可若不是高祖託夢,李承乾這番見識,這番思考,又從何而來?

這絕非簡單地翻閱史書、聽幾個屬官進言就能達到的深度。

那種彷彿親身經歷般對“鬻妻賣子”慘狀的描述,那種對聖賢道理“蒼白無力”的批判,若非真有某種契機觸動其靈魂深處,絕難偽裝得如此真實。

是有人在背後點撥?

那個屢次顯現出驚人手段的“高人”?

可若真有此人,他教導太子這些,目的何在?

是為了將太子引向真正的“明君”之道?

李世民的目光如同最精細的梳子,一遍遍梳理著李承乾臉上的每一絲細微表情,試圖找出破綻。

但他看到的,只有一種彷彿被巨大問題壓垮後的疲憊,以及一種掙脫了以往狹隘格局後的、略顯空茫的沉重。

這不似作假。

無論如何,太子能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並且思考得如此“深刻”,從帝國儲君的角度看,未必是壞事。

至少,他不再只盯著自己的足疾和父皇的喜怒,也不再僅僅糾結於朝堂爭鬥。

這或許……是一種成長的陣痛?

按下心頭翻湧的疑慮,李世民知道,此刻最重要的是引導,是掌控話語的方向。

他不能讓太子繼續沉浸在這種對現行秩序帶有質疑色彩的“困惑”之中。

必須將他的思維拉回到帝國正統的、可控的軌道上來。

“原來如此……”

李世民緩緩開口,聲音帶著一種刻意營造的平和與理解,打破了殿內的沉寂。

“你能因一夢境而思及黎民,憂心國本,此心……殊為可貴。”

他先定下基調,肯定了太子思考行為的正當性,甚至將其拔高到“憂心國本”的層面。

李承乾微微抬頭,眼中適時的露出一絲得到理解的微光。

“你皇祖父……”李世民略作沉吟,彷彿在追憶。

“英明神武,開創我大唐基業,於民生疾苦,自是掛懷。”

“他於夢中如此問你,亦是期望你能承繼大統,做一個明察秋毫、體恤民情的君主。”

他巧妙地將李淵可能不符合其性格的提問,解釋為對繼承者的期望與考驗,賦予了其合理性。

“那麼,”李世民身體微微前傾,目光深邃地看向李承乾。

“你皇祖父,可還說了別的?或是……指點於你?”

李承乾搖了搖頭,臉上帶著一絲遺憾與愈深的困惑。

“回父皇,沒有。皇祖父只是那樣看著兒臣,隨後景象浮現,再然後……兒臣便驚醒了。直至病中,那些景象與問題,依舊纏繞不去。”

他將所有思考的起點,都歸於那個無法對證的夢境和高祖沉默的注視。

李世民微微頷首,看不出是信了還是沒信。

他不再糾結於夢境的細節,轉而開始履行他作為皇帝和父親的教導之責。

他需要給太子一個“標準答案”,一個符合大唐統治根基的、關於“民”的闡釋。

“高明,你既困惑於此,朕今日便與你分說一番。”

李世民的聲音變得莊重而沉穩,帶著帝王特有的權威。

“你夢中所見,黎民慘狀,確有其事。歷朝歷代,即便是治世,亦難完全避免。此乃天數使然,亦是人情之常。”

他先承認了問題的存在,但輕描淡寫地將其歸為“天數”與“人情之常”,弱化了其背後的制度性、結構性矛盾。

“然,治國之道,在於提綱挈領,在於定分止爭。”

李世民話鋒一轉,開始引入核心理論。

“自古聖王治世,皆重‘四民’之分。此乃管仲佐齊桓公稱霸,亦為我大唐立國之基業,你當深知。”

“兒臣知道,‘士農工商’,國之石民。”

李承乾恭敬回答。

“不錯。”

李世民頷首,開始系統地闡述其帝王視角下的“四民”精髓。

“‘士’者,學道藝,明禮義,出則為官為將,輔佐君王,治理天下,教化萬民。入則研讀經典,維繫綱常。此乃國家之棟樑,文明之所繫。無士,則政令不通,禮崩樂壞。”

他首先強調“士”的重要性,這是統治的骨架和大腦。

“‘農’者,力耕稼,墾田疇,生五穀,乃衣食之源,賦稅之本。農事興,則倉廩實,天下安。故朕屢下詔令,勸課農桑,均田授戶,旨在使耕者有其田,食者有其糧。此乃固國之根本,一刻不可鬆懈。”

李世民將“農”定位為帝國的經濟基礎和穩定性來源,他推行的均田制等政策,正是為了維持這個基礎的穩定。

“‘工’者,善技藝,制器用,築宮室,造兵甲。百工之巧,利於生民,強於軍備。無工,則生活不便,武備不修。”

“‘商’者,通有無,調餘缺,販貨殖,活經濟。商賈之通,可使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市面繁榮,國庫亦可得關稅市稅之利。”

他分別闡述了工和商的作用,承認其對社會執行和國家財政的必要性。

“此四民,各司其職,各安其業,如同人之四肢,缺一不可。”

李世民總結道,語氣恢弘。

“朝廷之責,在於明定製度,使四民不相淆亂,各得其所。”

“在於輕徭薄賦,使農者安心耕種,工者專心技藝,商者暢通貨殖,士者盡忠職守。”

“在於抑豪強、懲貪瀆,防止兼併過度,胥吏害民,以確保政令能達,恩澤能下。”

“你夢中所見之慘狀,”

李世民將話題拉回。

“其因多端。或源於天災頻仍,非人力可抗。”

“或源於前隋煬帝無道,耗盡民力,遺禍至今,朕與朝臣,正是在收拾此等爛攤子”

“或源於地方吏治不清,豪強欺壓,致使朝廷善政,未能澤及黎庶。”

他將問題歸因於歷史遺留、天災、以及個別的吏治問題,而非制度本身可能存在缺陷。

“故而,為君者,首要之務,並非沉溺於個別之慘狀,徒增煩惱,而是要以‘四民’為本,總攬全域性,持綱振紀。”

李世民的聲音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

“要確保士階層能廉潔效忠,為國選拔真才;要確保均田制能切實執行,保障農戶生計。”

“要引導工匠精進技藝,商人活躍經濟。更要強化監察,使得朝廷之仁政,能穿透層層阻礙,真正惠及於民。”

“需持之以恆,需平衡各方。”

李世民看著李承乾,語重心長。

“你如今能意識到民之疾苦,是好事。但切不可因此而懷疑聖賢之道。”

“當以此為契機,更深入地去理解‘四民’之分野與關聯,學習如何運用朝廷的力量,去調節、去平衡、去惠及這四民,使其各安其位,天下方能長治久安。”

“你所憂心的那些具體苦難,”李世民最後說道。

“正是需要透過完善這‘四民’體系,透過勵精圖治,透過選賢任能,透過公正執法,來一步步消弭的。”

“此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可成,乃是我李唐皇室肩負之重任。”

李世民的這一番論述,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不可謂不精闢,不可謂不高遠。

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以“四民”為基礎,透過朝廷權力進行宏觀調控與管理的理想治國藍圖。

這其中蘊含的,是維護王朝穩定與延續的核心邏輯。

李承乾靜靜地聽著,心中卻是波瀾起伏。

如果沒有李逸塵先前那番關於“階級”的冷酷剖析,他此刻只會覺得父皇站得高、看得遠,立意宏大,為自己指明瞭努力的方向,感到由衷的敬佩與自身的渺小。

那“四民”之說,聽起來是如此的天經地義,如此的完美。

然而,此刻的他,腦海中卻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李逸塵的話語——“士農工商是表象……階級之分,才是真實社會結構”、“官僚士紳集團往往兼併為地主,其利益與庶民農戶常有衝突。”

他清楚地認識到,父皇的理解,是基於帝國統治者的立場,是維護現有秩序的理論基石,不能算錯。

甚至可以說是當下最“正確”的認知。

但李逸塵提供的,卻是一種能夠更深入、更本質地剖析社會矛盾的觀念。

兩者並不完全矛盾,但視角和深度截然不同。

父皇教導他如何做一個好的“管理者”和“平衡者”,而李逸塵則讓他看到了需要去改變甚至去撼動的“結構”。

‘超越父皇……’這個念頭在李承乾心中愈發清晰、堅定。

父皇是偉大的守成之君與開拓之主,文治武功已近巔峰。

若循著父皇指明的道路走下去,自己或許能成為一個不錯的守成之君,但絕難超越。

可如果……如果能將李逸塵所授的學問,與帝國的實際相結合,去嘗試解決那些連父皇也未能徹底解決的、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呢?

比如,如何在維護“士”階層領導地位的同時,真正打破門閥對仕途的壟斷,讓更多寒門英才脫穎而出?

比如,如何在堅持“農”為本的同時,遏制土地兼併的痼疾,探索能讓普通農戶真正抵禦風險、安居樂業的新政?

比如,如何引導“工”與“商”的力量,不僅服務於朝廷和貴族,更能創造出惠及更廣泛民眾的財富與便利?

這些想法還很模糊,但方向已然明確。

他找到了一個完全可以超越自己父皇的領域——不是在外拓的武功上,而是在內治的深度與廣度上。

在解決帝國根深蒂固的矛盾上,在真正實現那“大同”理想的探索上。

想到這裡,李承乾眼中帶著一絲興奮與堅定的光芒。

他深深躬身,聲音清晰而沉穩。

“兒臣……謹遵父皇教誨!父皇一席話,如撥雲見日,令兒臣茅塞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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