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4章 遭遇戰（二）（1 / 1）
三十人組的火槍隊，連續瞎打了六輪，也就是一個彈匣後，百米外的塵土沒有消散，反而越發濃密起來，最要命的是塵土已經瀰漫到了五十米開外，還是看不清前方，而槍聲卻慢慢地稀疏起來，被稱為弘治一式新式步槍，因為是後裝彈，雖然比火繩槍，燧火槍方便了不少，無論精準度，穩定性，射擊的遠度和殺傷力都要強上百倍，只因用的還是黑火藥為主，射完一次裝彈匣後需要用捅條清理槍管一次，在清理時還要把槍栓拆下來才行。所以現在大家全躬著腰埋頭捅槍管中，看的韋寶強在一邊跳腳，手腳麻利的陸續繼續開火輸出，手腳慢的有些忘了把捅條拿出來就開槍，結果把捅條打出去了，有的滿地找槍栓，火力一下子更加稀疏起來。
韃靼的勇猛不是吹的，在塵灰中第一批轉過彎道的倒下後，後續人馬不停地往前湧，逼迫著剛轉過彎道夾在中間的人馬往前衝，起先經過一輪密集的火槍後，死傷了十幾人，後續的在能見度只有五六米開外也看不清前方，還是在往前衝，在這緊要關頭，突然槍聲稀疏起來，剛轉過彎道口的韃靼騎兵也明白要儘快衝出這一段路，才能把馬速提起來，所以不管願不願意，不定地被後面湧來的人馬往前湧。
京城，新任兵部尚書劉大夏，手握邊關大同總兵，延綏總兵，山西總兵一日三驚的邊關告急，這種三總兵一日內同時告急，大明以來還是頭一次，劉大夏一刻不敢耽擱，一份報抄內閣，一份報抄內廷請求皇帝馬上召集庭前會議。朱佑樘召集文華殿議政，先有內閣李東陽、劉健、謝遷三巨頭，被召庭前，隨後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人一併召見商討這一次韃靼舉兵南侵的對策。
大同總兵報稱這一次跟以往不同，韃靼五萬兵馬繞過大同邊牆直下清水河入寇偏關，保德一線，而不是從宣府直下至蔚縣。這才有了延綏總兵六百里報警，說是韃靼二萬兵馬南下河曲。最後山西總兵的急報中稱韃靼三萬鐵騎進攻朔州，雖然朔州歸大同轄制，可距山西寧武關隘特別近.三地總兵所報的急報都不一樣，特別是對韃靼的南下兵力都有不同，如果把三地所述韃靼兵力相加，剛好是十萬鐵騎。
目前朝廷的幾位大佬疑惑的是達延汗毫無症狀地出動十萬兵馬南下，到底是為了什麼？上一年好好地在跟平安伯做買賣嗎？相互開放了邊市？修築了許多馬道車道，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雖然全是平安伯私自達成，可是朝廷也沒有反對，隨後還在達拉特至包克圖修建了鐵路道，一直在修建延伸中，說是要直通霍及圖（白雲鄂博），剛過了一個冬季及舒適的倒春寒，眼看著夏季來臨，卻又犯邊了，不會是平安伯溝通達延汗一起犯邊吧？
可以說朝廷最怕的就是平安伯跟達延汗勾結在一起，這種拋開朝廷，私自結交外域賊寇，要是放在永樂年間時期，那個章子俊早就被朝廷拉起砍頭幾百回了。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大罵平安伯就是前朝的阿合馬，就是元朝時期利用權勢，在各地強佔民田，同時挾權經商，獲取四方之利，在家中設定總庫。還仗勢欺人，欺男霸女，擁有妻妾400餘人，荒淫到了極點。私通擁兵，在河南鈞州、徐州等州私自鍊鐵，熬煮私鹽，越境到處販賣。
要說這位阿合馬還真有點跟當前的平安伯雖然搭不上邊，卻也有許多相像的地方，比如當年的阿合馬比較重視礦冶生產，什麼鍊鐵啊煉鹽啊，煉各種礦物及採石碳（煤）很是熱衷，併成立專門管理機構，負責各地礦產採冶事宜。
還有推行“經理”制度，”也叫“鉤考”，是一種財政審計手段。由朝廷派員到各地清算錢穀等項，以防止豪強隱瞞和官吏貪侵。
還有實行官俸制度，忽必烈初期，朝廷的各級官吏沒有俸祿，這等於公開地讓他們去勒索百姓，貪汙中飽。這嚴重影響了元代正常的統治秩序，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位阿合馬就弄出一個制度出來，正式規定了京、府、州、縣、司官吏的俸祿和職田。至元七年又規定了軍官的俸祿。之後，雖然曾有暫時停俸祿和減官俸的事，但是官俸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制度從此確定了下來。這個跟當前平安伯的俸銀製差不多，只不過是用在為平安伯做事的各種人員上。
最後就是發行紙幣，元代鈔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純紙幣流通制度，在世界幣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至元元年（1263年），阿合馬在各路設平準庫，鈔一萬二千錠，作為鈔本。並且買賣金銀，以維持物價平衡和保證紙幣的信用。初期鈔法施行十分嚴密，並且鹽、茶等稅收都用紙鈔，保證了紙鈔雄厚的物質基礎。然而，由於連年用兵、費用浩繁，紙鈔不斷增發，從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後，開始通貨膨脹，紙幣貶值，物價飛漲。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不得不召開中書省臣、集賢大學士會議，討論鈔法問題。但是，朝廷財政用度巨大，不能量入為出，因而這一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直到最後元代滅亡。
明朝時期的寶鈔也是沿用阿合馬的元代鈔法而來，不過到目前跟當年的元代紙鈔一樣，最後通貨膨脹，紙幣寶鈔貶值。而章子俊當前推行的是銅幣銀元制，真金白銀的幣值，卻對應著另一種“寶鈔”代銀券,兩者相互相成，可以兌換，最好笑的是，代銀券可以兌換銅幣及銀元，反過來卻不能，這是為了有效地保護代銀券，不讓代銀券貶值，還有就是凡是緊俏的商品，標出的價格首先是代銀券的幣值。而不是銅板和銀錢，只因許多的東西只能用代銀券能買到。這就是造反天罡。
所以說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大罵平安伯就是前朝的阿合馬，還真不是什麼拉扯。“陛下啊，看看吧，平安伯比之阿合馬更甚，政無紀綱，遺黎殆盡。”
謝遷道：“只因前朝踐阼，思大有為於三下，黔首喁喁，正延頸歸命之時，乃用貪狠匹夫，鑽膏剔髓，以剿民命，迨窮奸稔惡，始嬰顯戮，而蒼生之禍已烈矣。司馬遷之言，豈不信歟！”
吏部左侍郎富殷道：“現如今在西北一側，卻有似黃巢佔據般，勾連域外，我朝危矣。”
此時內閣大學士李東陽自山東闕里祀孔畢剛返回京師，就接到內閣召會，卻聽李東陽道：“陛下，今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小而有得。還有沿途目見耳聞的情況現上書，一邊上書一邊說道：“自四月以來，經過天津一帶，適遇大旱，夏麥枯死。秋田未種，客船稀少，縴夫身夫完衣，百姓面有菜色，極目四望，令人寒心。臨清、安平（山東陽穀東）等處盜賊縱橫，奪人劫財者處處都是。傳聞青州（山東益）劫奪更甚，賊盜百十成群，白晝公然出行，出沒無忌，官府捕之不盡。又聞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或掘食死人，或賤賣親人，流移搶掠，各自逃生。東南為國家財賦所出之地，一年饑荒，竟已至此程度。而北方素貧，沒有儲蓄，若今年再次歉收，恐無救處之法。國家承平富庶已有一百餘年，一時之荒，已不堪處，若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於斯，可以痛哭。只有經過此地，始知民生怨苦之狀，郡縣凋敝，十倍於前，訪問百姓官吏，都說糧草稅課，歲有常額，而冗食太多，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年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沒完沒了，京城修造，前後無停之日，做工軍士，累力賠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貪官酷吏，肆虐為奸，民國困窮，嗟怨不已。另有遊閒之徒，號稱皇親，附搭鹽船，於各處起蓋店房，網羅商稅。織造內官，縱使群小，拷打閘河官吏，趕捉買賣居民，如此之類，不勝列舉。今日生民貧困之深，國用匱乏已極，唯有節用度，廣儲蓄，節一分則有一分之益，積一分則有一分之利。伏望立行，以解弊端。”
每到關鍵時候李東陽總是插科打諢般地把話題岔開，可是劉大夏，謝遷，戴珊，劉健這些老狐狸卻明白，李東陽是用蝗蟲災害，民生在總結西部平安伯要管理整個西北，很不容易。
劉大夏道：“京師官軍在衛者苦於錢，在營者困於私役，以致多有逃亡者。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食者不知，盡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劉大夏表示自己不能為朝廷分憂，不能為軍民除害，要求引咎致仕。”
歪樓了，歪樓了啊，吏部左侍郎富殷戰前一步連忙說道：“這一次韃靼兵大舉擾邊，可讓保國公朱暉大將軍，可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太監苗逵監軍，可前往御之。”
最後商討後朱祐樘下旨總制府秦紘，因為秦紘總制著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軍務，在陝西之開城縣（寧夏固原南）為固原州，設總制府衙門，這不，這一次正好讓其試探一下平安伯的動向及對待朝廷的態度，是反了還是不聽調或是不問不聞只是旁觀著想做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