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曹丕執政魏強盛 孔明善治蜀興旺 二（1 / 1）
且說曹丕執政七年，在政治上，改革官制，集中皇權,整肅官風。
廢除中常侍和小黃門，改設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兩種官職，定員上剷除宦官干政的根源，確立九品中正制，用人權從地方收歸中央。堅持大權獨攬，設立中書省，其官員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書郎擔任的詔令文書起草之責轉由中書省官員擔任，機要之權漸移於中書省。還定令婦人不得預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同時，削奪藩王權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時常變更，沒有治權和兵權，舉動受到嚴格監視，形同囹圄。頒佈《日食勿劾太尉詔》，以革除無辜歸咎股肱大臣的弊端,頒發《禁誹謗詔》和《百官不得干預郡縣詔》，以改變相互誣告與朝臣頤指的世風。
在經濟上，繼續發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穩定社會秩序。
黃初末，魏國國庫充實,累積鉅萬，基本解決戰爭造成的通貨膨脹問題。同時，採取戰略防守，恢復生產。除禁令，輕關稅，禁止私仇，廣議輕刑，與民休養，使北方地區重現安定繁榮局面。
曹丕提倡節儉、薄葬，下詔禁止厚葬、淫祀，預作《終制》。
在文化上，下令恢復太學，建立儒家思想教育機構，傳播儒家經典。
後又對經學典籍進行收集和整理，鼓勵士人學經注經發展文化事業。下令人口十萬以上的郡國每年察舉孝廉一人，如有特別優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戶口限制。又頒佈《取士勿限年詔》，以打破年齡界線，提出無論老幼只要“儒通經術，吏達文法”都可試用的用人之法。
在原來漢室樂舞的基礎上制禮作樂，朝堂之上宗廟之中演奏起正世樂、迎靈樂、武頌樂、昭業樂、鳳翔舞、靈應舞、武頌舞、大昭舞、大武舞，在短期內使封建正統文化得以復興。
其本人也有相當高的文學成就，現存詩作約四十首，賦作二十八篇，開創了七言詩的先河；各體制的散文總數有一百七十六篇之多，可以說是體制全面、涉及面廣、內容上有所拓展，作者將心緒與情愁，敘寫於字裡行間，同時能突破體制的束縛，洩情懷於筆端，處處流露出語切情真、徘徊動情之語，常常能觸動人心，行文風格濃厚，故被譽為“美辭”之文。
在軍事上，消除北方割據勢力。
假借徵吳之名，不聲不響地平定青、徐割據勢力，充分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的小心謹慎又不失堅決果斷的素質，最終完成了北方的統一，增進了魏國的穩定與強大。
在民族關係上，曹丕在任魏王時，令蘇則平定武威三種胡、酒泉和張掖的叛亂；稱帝后，命曹真督軍大破羌胡聯軍，平定河西，遣使復通西域，恢復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統治，並設定了西域長史府；因北狄強盛，侵擾邊塞，曹丕任命田豫為護烏丸校尉，持節，與校尉牽招、梁習等將領在北疆多次擊敗鮮卑。
曹丕執政期間的多種舉措，促使魏國不斷強盛起來。
話說諸葛亮採用“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政策，使羌人降服，徵得馬、牛、羊、毛氈、穀物等諸多軍資。
諸葛亮七擒孟獲，平定了南中，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一部分與永昌郡為雲南郡；一部分與牂牁郡為興古郡，以夷制夷，“皆即其蕖帥而用之”，任用少數民族治理當地，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保留原來的部落組織，承認原來頭領、酋長的統治權力，給予新的封號。
世代統治昆彌川（今洱海地區）的龍佑那被封為酋長，賜以張姓；向首領頒發“鐵卷”，表示蜀漢政權與酋長的關係。
有大臣不理解，提出質疑：“何不留將統領？”
諸葛亮回答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初安故耳。”
南中歷來被稱為不毛之地，諸葛亮南征時，仍是刀耕火種、廣種薄收的落後生產方式，有些居住在深山老林的人，還過著原始的狩獵生活。
諸葛亮回來後，即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推廣先進農業生產技術。
原來長期居住在深山的少數民族，看到漢人官吏與當地居民相處友善，也“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立集鎮，種桑務農。
諸葛亮對那裡的手工業和商業也很重視，把鹽井和礦山收為官有，設定鹽鐵官，經營管理鹽鐵生產，銅、錫、黃金、闌干細布得到進一步開發；派人教授織錦技術，發展手工業，永昌郡的特產樋花布，大量暢銷成都，不但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也加強了各民族的融洽相處和友好關係，維護了蜀漢對西南地區的統治。
直至後世，在西南地區的民族中還傳說著，祖先蓋房、編竹籮是“孔明老爹”教的，稻種是“孔明老爹”給的，一些古文物或遺址是用“諸葛”命名的，把一種銅鼓稱“諸葛鼓”，把雲南保山縣城南的堤堰稱“諸葛堰”，表示對“和撫”政策的擁護和對諸葛亮的尊敬。
諸葛亮平定南中，解除了後顧之憂，為了完成劉備遺願，著手治理蜀國，為北伐奠定政治基礎和物資積蓄。
益州舊為劉璋所統治，所以法令廢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強，劉備入蜀稱帝破壞了相當一部分人稱霸西南的企圖，客籍政權面對這種情況，諸葛亮認為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而蜀漢是建立在律令長期廢弛的基礎上，導致官民混亂，君臣無道，紊亂了“綱紀”。他說：“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是指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所以只有嚴明法紀才能改變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變蜀土人士專權自態，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的態勢；與儒家“崇禮”治世的觀點不同，諸葛亮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的根源在於“法”。
因此，諸葛亮一再告誡、反覆強調法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萬之眾，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者，法制使然也。”
不僅如此，諸葛亮還進一步從反面強調了不以法治國的嚴重後果：“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萊紛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攘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通。”
諸葛亮入蜀之初便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依據和增刪秦漢舊律，共同制訂了蜀國的法典《蜀科》。
諸葛亮受託孤輔政，堅持立法公正，執法公平，親自起草了各種科條律令數十則，其內容包括《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依法取下，“賞不遺遠，罰不阿近”，李嚴、廖立皆為諸葛亮所敬重，因罪過被免；王平、楊洪、何祗資歷雖淺，因有政績而被提拔重用。蔣琬是劉備不太看重的小吏，諸葛亮認為是“社稷之器”，任丞相後被擢升為參軍，又遷升為長史，加撫軍將軍。
諸葛亮不僅重視人才，而且虛懷若谷，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常教誨部下；“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義也。”提出了“集思廣益”、廣泛採取部下意見的原則，自己十分注意聽取別人意見，總結出“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眾下之言，謀及士庶，則萬物當其目，眾者佐其耳。”“故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
蜀人多服諸葛亮知人善任而能守法盡職，政治一時較為清明。
諸葛亮執政後，非常重視經濟發展，確定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其財”的政策，鼓勵各級官吏重視發展農業，注意“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蜀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素稱“天府之國”。
諸葛亮通道路，建郵驛、開阡陌，以都安大堰（都江堰）為蜀國農業之命脈，“徵丁一千二百主護之”，用以灌溉農田，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理綺錯，黍稷油油，梗稻莫莫”，呈現一片豐收景象，農業產量大幅提高。綿竹、廣漢一帶農田，畝產三十斛以上。
鹽、鐵、織錦等手工業較為發達，蜀地“家有鹽泉之井”，政府設定鹽鐵官，管理鐵器鑄造和鹽鐵專賣，增加政府收入。
蜀錦馳名全國，遠銷吳、魏，是軍費的一大來源。
蜀錦產地成都，“闤闠之裡，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直到蜀亡，國庫尚存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織錦業繁榮興旺可見一斑。
清明的政治和興旺的經濟，不但為北伐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緩和了當地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僅就農民起義的形勢看，自劉備入成都定蜀至蜀亡四十八年間，魏國發生十二次，吳國發生二十三次，蜀國只發生兩次農民起義，足見諸葛亮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正是：以法治理國興旺，經濟繁榮民心安。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作者述評：透過歷史事實，用概括、總結、綜述的寫實手法描繪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現狀，分別概述了曹魏統治及諸葛亮善治下魏蜀兩國的景象，揭示歷史發展規律，概括集中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當是小說寫作手法的一種創新，既節省筆墨，又有利於讀者瞭解哪個時期的歷史全貌及全面瞭解歷史典型人物。把歷史研究寫作手法融入小說創作，也算是繼承、創新傳統文學寫作方法的一種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