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陳承祚著《三國志》裴松之奉命注《三國》二（1 / 1）
且說陳壽著的《三國志》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斷代史，敘事精略，記事翔實，取捨材料十分嚴慎,但記載史實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與“表”。
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除了訪問遺址，考證三國一些事件發生的經過，聽年長者之回憶；另一方面他對所記載的地名、人物、事件一一查書考證。
在《上〈三國志注〉表》裡，裴松之把他的註文概括為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類。
前兩類註文補充陳壽漏載之事、存錄一事的不同說法，在裴注中佔絕大多數，所以清人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這兩類又細分為四項。
後兩類註文對顯然的失誤加以駁正、對史事或陳壽書加以評論，一般會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為”，雖然總體數量不多，但由於更能凸顯裴松之的史學意識，很受學者重視。]
裴松之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
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俊傳》中用五十幾個字略作記載。
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
裴注以一百八十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松之顯然又高一籌。
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裴松之補充二百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
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二十三字記之。裴松之引何劭《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
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
裴松之以一千二百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
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各不相同的情況而言的。
“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
如劉備三顧茅廬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松之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不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
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陳壽書作為對比物件，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
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沈《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陳壽書截然不同。
裴松之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以此推論，他所說的卞、甄諸位皇后的言行，都不一定屬實”，從而斷定“陳壽不收錄這部分內容，確實是有理由的”。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
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溥《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松之判斷為“《江表傳》記載的更合理”。
《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松之判斷為“《吳歷》記載的更合理”。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
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
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
裴松之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
裴松之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
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
裴松之主張取“相似的事情合在一起”的原則，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沒有區分類傳”，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
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
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松之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
由實踐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
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松之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當然，不論陳壽私人修史編著的《三國志》，還是裴松之奉詔為《三國志》所作的《註釋》，甚至後來羅貫中編寫的《三國演義》，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由於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存在著不少的糟粕，如貴人出生時的異象、鬼怪神靈等。
《漢末三國傳》就是試圖根據歷史記載和民間傳說，用新立場，新觀點，新視角，按照傳統文學的套路，揚長避短，沿途拾遺，見縫插筆，堵漏補闕，扭偏糾誤，棄偽存真，去假求實，採擷精華，剔除糟粕，按照時間順序，將從一八四年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到二八0年東吳滅亡將近一百年間重要人物和發生的重大事件，組合串連起來，透視出更加接近史實，更加貼近社會現實的另一番景象，或許能夠挖出一些新人新事，湧現新典型；撕去一些偽裝者的面紗，露出本來真面目；改扮一些人的面具，使其舊貌變新顏；……
但由於作者文化水平和歷史知識的侷限性，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敬請讀者給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