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掃盲運動（1 / 1）
對於參與制定憲法的漢王府臣子們而言，他們很難理解民權的實際定義，也並不太認同這一略顯激進的觀點——原因也很簡單，在這樣的一個以愚昧民眾的封建王朝裡，開啟民智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情，清廷只會想盡一切辦法愚昧民眾，更不會讓百姓擁有所謂的民權。
即便是在漢王府和復漢軍體系內，也有很多人認為百姓不需要開啟民智，更不需要虛無縹緲的民權，原因很簡單，自古以來王朝更替時，黔首所能發揮的力量是被精英們所低估的，王侯將相才是過去兩千年的常態。
倘若這種常態能夠一直持續下去，黔首的確不能左右一國之興衰。
但問題是，隨著科技的發展，隨著西方文明的到來，華夏這個半封閉的圈子被開啟，而趙源更是明白一點，時代在不斷髮展，火器水平也在不斷提高，而戰爭的規模也會越來越大，傳統的精英騎士會被數量龐大的農夫淘汰掉，那麼到了這個階段，各國的君王都不得不開始依靠庶民來獲取對外戰爭的勝利，同時也不得不開始向庶民讓渡權力。
與此同時，清廷自入關以來就開啟了最為極端的愚民政策，利用文字獄對華夏思想進行鉗制，對各地私塾採取了最為極端的控制，導致華夏百姓的識字率直接跌到了百分之一以下，使得很多地方整個村、鄉、縣的人都變成了文盲，百姓麻木不仁，只有一眼望不到頭的貧窮和痛苦。
如果趙源只是想做一個所謂的明君，他自然不需要去做這一步，繼續沿著清廷的老路走下去，加上他自己手腕和能力，或許還能比清廷更能苟一段時間，可代價卻將會讓華夏民族永遠沉淪下去，這正是趙源所不希望發展的方向。
因此，開啟民智，開啟民權，更多去依賴民眾的力量，也就成為了趙源必須要走的道路。
當然，這需要經歷一個完整的過程，在民眾民智尚沒有開啟之前，民權將不會立刻實現，這也是趙源對當下局勢的妥協——黔首是一張白紙，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描畫，包括趙源的敵人。若是他主動放開，並不意味著百姓就有了民權，反而會變成鬥爭的工具。
在後世，西洋所謂的‘民權’就走上了這樣的一條歪路上，黔首們並沒有因為資訊科技發達而開啟了民智，反而被迷惑在各種有意營造的假象當中，民權也就成為了空中樓閣，被各種人進行利用。
趙源不會這麼愚蠢，也不會這麼激進，他深知眾人矛盾的關鍵點，便主動站出來說道：“歐洲所以發達，由民族主義所磅礴衝擊而成，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我為尾閭。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彼以一時之氣焰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猷，必無從倖存也。”
民族想要強大，必須要立下長策，而不僅僅只是投機取巧，關鍵就在於國民自身需要開啟智慧，無論是軍事發展還是工商業發展，都必須建立在高素質國民的基礎之上，而民權之始即為開智。
在之前的時候，趙源便已經進行了相關的科舉制度改革，還拉著越秀山上的學海堂一起開啟新文化運動，儘管還沒有大範圍鋪下，但是種子卻漸漸深入人心，因此在這一次立憲會議上，針對民權這一部分更多的內容關係到針對百姓的普通教育，即平民教育。
教育乃民族振興的基石，正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在華夏民族的源頭之始，教育就擺在了一個非常崇高的位置上。但是在過去的兩千年時間內，教育更多從統治階級維護社會穩定角度出發，實行精英教育，以治理國家，而對於平民教育則採取了漠視的態度。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儘管這一句話在解讀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古代封建統治者和士族長期努力貫徹的‘愚民’政策卻是不爭的事實。
這一情況發展到清末依然如此，精英們皓首窮經，百姓們大字不識，知識處於嚴密的封鎖和壟斷狀態下。
與此同時，從公元五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這長達一千年的歐洲歷史上，其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相對於同時期的中國而言一直處於相對落後狀態，其代表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教育在中世紀同樣也算不上發達，知識被宮廷和教會所把持，有資格接受教育的物件僅限於上層社會的王室貴族和少數精英分子，平民同樣也沒有得到教育的權力。
直到西方經歷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後，平民化和大眾化教育才開始初見端倪，直到工業革命發展以來，平民教育才開始得到發展，儘管這種大眾教育在內容上依然很簡單，與精英教育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是這種平民教育思想卻得到了延續，直到在一個名叫約翰·亨裡希·裴斯泰洛齊的瑞士人身上開花結果。
在後世，約翰·亨裡希·裴斯泰洛齊被譽為“平民教育之父”，他身體力行地在瑞士推行貧苦兒童教育計劃，讓那些本沒有得到教育機會的貧困兒童開始接觸到教育，儘管該計劃最終還是走向失敗，但是這一模式卻得到了歐洲教育的認可，各國紛紛開始效仿瑞士模式，崇尚教育、以教育為立國之本的教育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其中做得最好的，便是普魯士人。
公元171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釋出了普魯士王國第一部學校法《普通學校規章》，這一部法律的最偉大之處在於，它使得教育成為了國家事物，而非地方或者個人事項，從源頭確保了教育的重要。
到了公元1787年，普魯士設立‘中央管理委員會’，開始替代原先的宗教法庭，對普魯士所有學校進行管理，而且腓特烈還在《普魯士民法典》中宣佈，‘凡普通學校與大學，都是國家機構’，‘只有得到國家認可和批准，才能開辦學校’以及‘所有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都應該接受國家的監管，隨時接受其考核和檢查’。
毫無疑問，趙源對普魯士的這些政策表示高度讚賞，而他推行憲法民權部分的主要內容，就包括了所有統一歸屬教育司管理，任何個人必須透過稽覈和批准，才具備開設學院的資格，當然在清廷治下，這一點同樣也是有的，只是趙源進一步進行了強化，他需要教育司直接介入到教育界中，對所有的教育內容進行檢查考核。
在得知這一點後，臺下眾人中頓時有些人的神情出現了些許異樣，因為這讓許多人想到了清廷實行的‘文字獄’。
趙源並不打算在這個問題上，跟反對者進行辯論，他給出了一個不能拒絕的理由。
“教育乃民族根本，任何教育都不能違背民族崛起這一偉大目標，而教育司對教育內容的稽覈也是有必要的，我們必須警惕一切可能會阻礙民族崛起的不正確思想，對我們的未來產生毒害。”
“同意！”
“同意！”
眾人紛紛舉手表示同意，儘管有一些人產生了猶豫，也有一些人選擇了棄權，但是這一項並沒有產生非常激烈的爭論，很快就正式透過。
除了這一點以外，趙源打算推行的第二條爭議就顯得更大了一些——他打算在六省範圍內進行試點，嘗試組織掃盲運動以及三年義務教育。
掃盲運動，趙源也借鑑了後世歷史上的教育運動，即在六省範圍內展開全民形式的教育，主要是在農閒階段組織辦夜校和識字班，集中進行大規模掃盲。當然這種形式並不要求百姓掌握多少知識，主要還是以識字為主。
原因也很簡單，當下的情況擺在這裡，當下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文盲，只有少數人才會讀書識字，很多地方十里八村都找不到幾個識字的人，這個時候不要說更加高階的教育，哪怕是最為基礎的掃盲都缺乏足夠的老師來完成。
像這樣的問題在普魯士早期也曾經遇到過，在進行義務教育的初期就面臨著師資質量和數量問題，他們嚴重缺乏有學識、受過教育的教師，且缺乏專業的師資培訓機構，大量的鄉村教師通常是教士或手工業者，他們僅僅只是將當老師作為一項副業。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腓特烈專門下達過一道命令，即讓領取養老金計程車兵擔任學校教師，從而解決數量的問題。
趙源同樣打算參考這個方案，他早先就十分重視復漢軍內部的文化掃盲工作，每個營中都安排了兩位文化教員，通常都是從各地請來的老秀才。這些人已經絕了科舉上的心思，平日裡也都是給幼童開蒙授業為生，正好可以教復漢軍計程車兵們識字。
其次，趙源透過組建黃埔軍校的形式，將大量有一定文化基礎的讀書人轉變成軍官，讓這些具備相關知識基礎的軍官下沉到基層去，定期進行文化授課，同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說當今華夏識字率最高的群體正是復漢軍，其中一年以上的老兵通常至少能讀一千個字，能寫三百個字。
等到將來這些老兵分配退伍以後，他們都將會成為支援各地掃盲運動的主力，從而緩解師資力量的匱乏，當然師範型別的學校也會進行組建，確保有更多的活血進入。
在掃盲運動這一塊，趙源主要要求各地地方官府予以支援，提供相關的場地開辦夜校，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先將先生請起來，而這一塊所需要消耗的資金，將透過中樞地方各自一半的比例進行分攤。
對於這一部分政策，大部分人贊同寫進憲法當中，但是對於趙源的另外一個政策，也就算三年義務教育，則反對的聲音要多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