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干鏚 歷史的慣性/二（1 / 1）
胥吏們的潛規則，休說普通民眾難以弄得明白。便是那些民選議員，又能擔保明察秋毫嗎？何況，更多的可能是，他們早已沆瀣一氣了！
這些瑣碎的事情，幾乎都不大。內閣、郡府也經常會派員到地方訪查，抓了不少蛀蟲出來嚴懲，但畢竟難以真正解決。而當普遍的、瑣碎的社會不公逐步常態化時候，人心就開始冷卻了。
歸根結底，社會由人組成。而只要人性的貪婪存在，那麼，這種朝代興亡的社會圓周率終究會一圈圈轉下去。呂祖安一手建立的嵐山體制也終究會泯然眾人，對此，他毫無辦法。
難道真要存天理、滅人性嗎？笑話，後世的大飛躍就是教材！那些偉人都沒能做成這事，他又何德何能呢？或許，這才是他一直堅持執政議會制的根本原因，因為他沒有信心做到長治久安！
呂祖安能夠做到的，就是抓大放小。先把重要的國家機器大體抓好，忽略那些民間的不公。等到那些不公現象畸形冒尖的時候，再把他們連根拔除，換上一批。
還能怎樣？議會嘛，不就是用來釋放民怨的嗎？隔上三五年動盪一次，換些人清算一下前任官僚，然後繼續過日子。總比讓民怨積累幾十上百年，最後鬧到不死不休、改朝換代強多了吧？
呂祖安的“抓打放小”策略不但被用在體制改良上，也被喬行簡、葛洪他們用到國企管理上。誠如如呂少安所言，只要管用的辦法，用多少遍都無所謂。
對這些聰明人來說，簡單的永遠是最好的。
國企中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銀行、鍊鐵、煉焦、火藥、軍械、精工等企業，壁如嵐山銀行、嵐山精密、駒山軍工、利國重工、鳳陽重工、駒山造船、山陽礦業、淮南煤鐵、石見礦業、鹽倉精工、金州牧場、濟州牧場等企業，依然劃歸內閣工部、虞部各司直接派員管理。但是強化在品質、效益、規模、增值等方面的專業考核制度。
當然，這些負責管理具體工商企業的官員肯定是要遴選有專業特長的人才能出缺。作為嵐山三老的歐陽晚晴，就始終強調要求不要“外行領導內行”。
這話或許最初是歐陽用來抵制官人呂祖安的胡亂插手她的發明創造，不過後來就成了一句普遍被接受的“哲言”，廣受推崇。好在嵐山太學經過這麼多年的新式教育，各種專長的學子應有盡有。加上皇家學院張從正的進一步“打磨”，想要找些勝任專業的官員還不在話下。
特別是嵐山銀行，雖然還是保留了最早的部分股權結構。但在內閣太府寺的新任長官鄭清之主導推出的監督系統後，嵐山銀行的根本就被太府寺控制在手中。
而一般的輕工產品，建築工程、採礦等企業，壁如早期的嵐山工業、嵐山機械、鹽倉食品、北神商貿、鳳陽輕工等等，就完全放開管制。企業引入民間資金，一般也是由民間出資人管理企業，負責虞部的汪大章只是派駐專業會計官員各家稽覈財務，及分紅事宜，對經營不做過多幹涉。
當然，要是昧著良心侵吞公器，一經發現，那麼炒家流放都是輕的，一般都是殺頭重罪！
另外一些比較特殊的企業，比如涉及鐵路、橋樑修築，鹽、酒、糖、茶的經營專賣，則是引入部分民間資本，並由他們擔任財務監督等工作。
這些工作現在多由工部侍郎呂喬年，和虞部侍郎戚如琥負責管理。
作為工部的老大，尚書輔廣是出了名的“在其位，不謀其政”之典範。虞部尚書汪大章則是徇私的要命，只要是臉熟的人，那啥事都好辦！
透過內閣林林總總的改制，大明的一切表面看起來還行。不得不說，以喬行簡、倪千里、王翰、蘇明淵掛帥的這屆內閣，在執行力上，的確比呂左使那屆進步了不少，但也官僚了不少。
相對而言，淮南郡在連續改制、開發之後，地方行政方面的朝氣依然得到保持，不光是工貿發達，人文思潮也比較活躍。這也與他們連續輸出時少章、呂少安、麻九疇、岳珂、杜杲、元好問等風流人物有不少關聯。一個地方形成某種思潮，總是與最初的地方治理人員的個人素養關係很大。
也正是因為這點的與眾不同，左使呂祖安才會容忍大明的種種不堪和墮落的現狀存在。因為只要大明還沒有全部壞透、爛根，只要還有旗幟和標杆在，那麼此後就不難清理那些蛀蟲和陋習。
但這都是下一代人該乾的事情，呂祖安不覺得自己有義務陪著那些蛀蟲們起舞。靜養和看護才是他和歐陽、張從正需要做的事情。至於時政治理，那不是還有少章、延年、少安、廣和他們嘛。
呂祖安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半退隱後的不謀其政，如今心態上也不再急迫了。大明的現狀，就不再是幾個人振臂登高就能群起呼應的時代了。大明太大了，牽扯的利益也太多了。
所以呂祖安如今對外間的各種反應，也漸漸遲鈍起來。他不知道，隨著他和歐陽的到來，這個時代的空間扭曲越來越明顯。嵐山斥候弩、火箭炮、手榴彈、盔甲、軍糧等大量軍用物資走私到漠北，鐵木真比原來的歷史提前統一了大漠南北。
乾貞三年，鐵木真徹底擊敗他的爭霸對手，先後殺死義父王罕、義兄札木合。比歷史更早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寶座，建大蒙胡國。他的眼睛，已經開始往遙遠的南方、東方梭視。
而南朝，也開始在韓侂冑的野心勃勃下，夢想恢復大宋的昔日榮光。乾貞元年十二月，南朝淮西漕使鄧友龍出使金國回朝，奏稱“北朝有蒙胡、遼東之患。且有客賄驛使夜半求見本使，具與臣言北朝虛實。謂其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必勢如拉朽也。”
於是南朝北伐之議遂定。乾貞二年四月，韓侂冑以李義為鎮江諸軍都統制，皇甫斌為鄂州諸軍副都統制，知襄陽。八月以御史中丞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以郭倪為淮西路招撫使，知揚州。
同時，朝廷計出封樁庫金萬兩，待賞功臣。此外，再向大明的金州購買戰馬，增置襄陽騎軍。還邀請駒山造船協助打造內河戰艦，新設澉浦水師。又在鳳陽採買軍械、鎧甲，越往日五倍有餘。
乾貞三年，南朝改元“開禧”。四月十九日立韓世忠廟於鎮江府，追封岳飛為鄂王。追削前相秦檜申王爵，改諡“謬醜”。並下詔追究秦檜誤國之罪：
“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馳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一時東南人心大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