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破卷(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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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第三場。

中秋節。

策問五道。

方子文展開題紙,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然後他深吸了一口氣。

不是因為題目難。

是因為這五道題,每一道都在沈默的擬題範圍裡。

不是題目一模一樣,策問不可能押中原文。

是題目背後的問題,沈默全都跟他討論過。

第一道,問《明倫大典》的教化之功。

沈默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給他講嘉靖朝的禮制改革。

從正德十六年嘉靖入繼大統開始,一直講到大禮議、講到《明倫大典》的纂修。

沈默講這些的時候不像是在講課,像是在講一個權力鬥爭的故事。

方子文那次聽得入了迷。

聽完之後他問沈默:你讓我知道這些,和寫策問有什麼關係?

沈默說:策問考的從來不是你會不會背書。

考的是你有沒有腦子。

你知道大禮議的來龍去脈,寫《明倫大典》的時候就不會只喊口號。

你會知道為什麼嘉靖要修這部書,修給誰看,想達到什麼目的。

還好方子文記住了。

所以他寫這道策問的時候,沒有堆砌教化大行、風俗淳美之類的套話。

他從嘉靖初年的大禮議講起,講《明倫大典》的頒行對於統一朝野思想的意義,然後落到正綱常三個字上。

最後一句寫的是:“綱常不正,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雖日頒大典,何益?”

書是死的,人是活的。

皇上頒《明倫大典》是好事,但如果官員自己不守綱常,這部書就是一張廢紙。

第二道,問六經之教的異同。

這道題方子文最有把握。

因為沈默讓他把六經的宗旨抄了十遍,抄到他做夢都能背出來。

《詩》道性情,《書》道政事,《禮》道行,《樂》道和,《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

但他沒有止步於羅列。

他寫的是六經表面各有側重,本質上都是教人做人。

“《詩》教人溫柔敦厚,《書》教人疏通知遠,《禮》教人恭儉莊敬,《樂》教人廣博易良,《易》教人潔靜精微,《春秋》教人屬辭比事。六者殊途,同歸於道。”

然後筆鋒一轉,說到宋儒的涵養省察、致知力行。

這是沈默給他講過的理學基本功。

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陽明的致良知,他都點到為止。

最後收在道一而已四個字上,乾淨利落。

第三道,問歷代賢哲的出處際遇。

甯戚扣角而歌,齊桓公用之而霸。

百里奚自鬻於秦,秦穆公舉之而強。

諸葛亮躬耕南陽,一出而定三分。

謝安石東山高臥,再起而淝水奏功。

方子文寫這道題的時候,想起沈默講謝安時說過的一句話。

“謝安出山的時候四十歲。四十歲之前,別人說他是不器之君子。”

“其實哪有什麼不器,他只是還沒找到自己的器。”

他把這句話化進了文章裡。

“古之賢者,非不欲仕也,待其時也。非不欲用也,待其遇也。”

“時未至而強出,則房琯陳濤之敗;遇不合而妄進,則殷浩山桑之辱。”

“故君子出處之際,慎之至也。”

然後他筆鋒一轉,說到本朝。

“我朝列聖相承,求賢若渴。士生斯世,當以甯戚之自信、百里奚之沉潛、孔明之謹慎、謝安之從容為法。”

“有其才,待其時,遇其主,然後出而圖天下之事。如此,則不器之君子,方為有用之瑚璉。”

他再次把瑚璉兩個字嵌進了策問裡,和第一場的四書題遙相呼應。

第四道,問守令吏治。

方子文看到這道題的時候,放下筆,想了一會兒。

他沒有寫什麼為官當清廉愛民之類的廢話。

他寫的是自己親眼見過的東西。

方子文在大興縣住了二十多年,看得太多了。

他寫道:

“守令之賢否,不在堂上,在田間。”

“不在案牘,在閭閻。”

“縣令一出衙門,轎伕、衙役、師爺、書吏,前呼後擁數十人。”

“此數十人之嚼用,皆出於民。故縣令下鄉一次,百姓破家一次。”

寫到這裡,他停了一下。

然後繼續寫:

“臣以為,考核守令,當以民之損益為準。民富則守令賢,民貧則守令不肖。”

“不必看考語,不必聽彙報,只看一縣之田地有無荒蕪、戶口有無增加、賦稅有無拖欠,則賢不肖立判。”

第五道,問畿輔邊患。

這道題是最難的一道。

因為畿輔之地的邊患,不是紙上談兵能解決的。

北有韃靼,東有倭寇,山寇時發,民困未蘇。

文武官員疲於奔命,但問題越解決越多。

方子文沒有寫修德懷遠、整軍經武之類的大話。

他寫的是具體的問題。

薊州鎮的邊牆有幾處缺口,缺口的位置在哪裡,為什麼修了又壞。

通州倉的守備兵力有多少,實際能用的有多少,吃空餉的有多少。

天津衛的水師船隻有幾條,能出海的有幾條,停在港裡爛掉的有幾條。

這些數字,是他在文淵書坊的三個月裡,從沈默那裡零零碎碎聽來的。

沈默這人好像什麼都知道。

知道薊州鎮的邊牆是嘉靖二十九年修的,快十年沒大修了;

知道通州倉的守備名義上有一千人,實際不到六百;

知道天津衛的水師船有一半停在港裡爛底,因為沒有銀子修……

方子文當時問過他:你怎麼知道這些?

沈默說:周大哥的書坊裡不光賣時文,還賣邸報抄本。我看了三年。

方子文把這些數字寫進了策問裡。

然後他寫了一個更具體的建議。

“畿輔之困,困不在兵而在政。”

“商賈困於稅,則貨不流通。貨不流通,則民間日匱。”

“臣在京城三月,親見通州至京師的運河上,一船貨物要經四道稅關。”

“每關皆有常例,每例皆取於商。商賈不堪其重,則加價於民。民不堪其重,則田地荒蕪。”

“田地荒蕪,則賦稅減少。賦稅減少,則加派於民。如此迴圈,民愈困而國愈貧。”

“臣以為,當簡併稅關,裁撤冗員,定商稅之額,禁常例之索。”

“使貨物流通,商賈獲利,則民間之困可稍蘇。”

這是他跟周文舉喝酒時聽來的。

周文舉開書坊,每年從南方進紙、進墨、進刻版,一路上被稅關盤剝得欲哭無淚。

有一次喝多了,他拍著桌子罵:

“老子賣一本書掙三錢銀子,他孃的過一道稅關就要交五錢!這生意怎麼做?”

方子文把周文舉的牢騷,寫成了一條政策建議。

寫完之後他自己讀了一遍,覺得這大概是他這輩子寫得最好的一篇策問。

不是因為他文采好,是因為他寫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窗外的月亮升起來了。

中秋的月亮,又圓又大,掛在貢院高牆的上方,照著牆上密密麻麻的荊棘。

方子文擱下筆,把五道策問的答題紙從頭到尾檢查了一遍。

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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