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9章 跟以前不一樣了(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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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你從來沒有問過我,當年那個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陸司夜轉過頭看著她。陽光從側面照在他的臉上,把顴骨的那一小片皮膚照得發亮。他的眼睛在陽光下顏色比平時淺一些。

“你不是不記得了嗎?”

楚錦妍笑了。不是開心的笑,也不是悲傷的笑,是一種她把那個笑容放在臉上試了一下覺得“就是這個”所以定在那裡的笑。很輕,很淡,像一個人在紙上畫了一個微笑的符號——弧度對了,但紙是紙,笑是笑。

“是啊。我不記得了。”

她轉身走了。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聲音很脆,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用錘子敲釘子。她沒有回頭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不敢看他聽到“我不記得了”這四個字之後的表情——是鬆了口氣,是皺了皺眉,還是面無表情。

她不確定自己想看到哪一種。她不想看到他鬆了口氣,也不想看到他皺了皺眉。她最不想看到的是他面無表情,因為那意味著她說不說、記不記得、走不走,對他都沒有任何區別。她的高跟鞋踩在人行道的磚縫上,鞋跟卡了一下,她踉蹌了很小的一步,很快穩住了,沒有回頭繼續走。

陸司夜站在律所門口,看著她的背影。她穿著一件淺灰色的風衣,頭髮披在肩上,走路的姿勢還是那樣——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大,頻率不快不慢。這個背影他很熟悉。在機場,在音樂廳的後臺,在校門口的梧桐樹下。每一次她都是這樣走的,轉過去,不回頭。

她把那句“我不記得了”留在人行道上,像一塊石頭擱在路中間。不會擋路,但路過的人會被硌一下。

這是楚錦妍第一次對陸司夜撒謊。不是編造,是隱瞞——她記得。她記得每一個細節,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記得他把她的外套披在肩上說“會還的”,記得他在麵包車上說“你叫什麼名字”,記得貨架倒下的時候她最後看到的畫面是他的臉,臉上全是淚。她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記得。但她說了“不記得”。因為她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記得還是不敢記得了。“不記得”這三個字說久了會變成真的。就像一個人每天都走同一條路,走久了路上的每一塊磚都認識她,但她不會再去看那些磚長什麼樣,因為太熟了,熟了就不用看了。她把那些記憶走了太多遍,多到它們從“發生過的事”變成了“腦子裡存著的一段錄影”。她可以播放,可以暫停,可以把進度條拖到任何一個時間點,但那些畫面不會讓她疼了,也不會讓她笑了。

記憶還在,但她和記憶之間隔了一層東西。那層東西叫“算了”。

楚錦妍上車,關上門,靠著車窗坐了一會兒。司機問去哪,她說機場。司機沒多問,發動了車子。

車開出停車場的時候,她從後視鏡裡看了一眼律所門口。陸司夜還站在那裡,黑色轎車旁邊的那個身影,很小,很遠,後視鏡的邊緣只夠塞下他半個身子。她沒有多看,把目光移回前方。前方的路很長,高架橋延伸出去,和遠方的天際線連在一起。天很藍,雲很少,飛機從頭頂飛過,在天空中拉出一條白色的尾跡。

她想起他們通訊的那些年。她寫很多,他寫很少。她寄出去的那些長信等了很久才等來回信,回信總是很短,短到她在拿到信封的時候就能猜到裡面有幾行字。但她每次都認真讀,讀很多遍,把那幾行字拆成筆畫,又把筆畫重新組合成字。她以為他們之間有的是時間,有的是機會。十五歲覺得二十歲很遠,二十歲覺得二十五歲很遠,二十五歲覺得三十歲很遠。現在她快二十九了,回過頭去看十五歲,像看上輩子的事。那些信還在,那個資料夾還在。但她不會再開啟看了,因為看了也沒用。

陸司夜上車之後沒有立刻發動,坐在駕駛座上,鑰匙插在孔裡,沒有擰。他看著擋風玻璃外面的街道,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把方向盤上沿曬得燙手。

他在想她說的那句話。“你從來沒有問過我,當年那個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沒有指責,沒有失望,只是陳述了一個事實。她說完之後笑了。他讀不懂那個笑,不是因為他不會讀,是因為她不想讓他讀懂。

她問他為什麼不問,他沒有答案。也許是因為他不敢知道答案,也許是因為他覺得不需要知道。那個晚上已經過去了,不管發生了什麼,都過去了。他活著,她也活著。這不就夠了嗎?

他的手機震了一下,螢幕亮了。是一條訊息,白思思發的:“聽說你們離婚了?你還好嗎?”他沒有回覆,把手機翻過來扣在副駕駛座上。

發動引擎,車駛出停車場,匯入車流。下午三點的海城,三環不堵。車速保持在限速之內,不快不慢。他路過城西老城區的時候看到那個路口——糖水鋪的招牌換了新的,字型大了一些,顏色也亮了。他沒有停車,從那塊招牌下面開過去的時候,餘光掃到了一眼。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也許什麼都沒想。也許在想她說“我不記得了”的時候,嘴角那個弧度和他十四年前在音樂廳後臺見到的笑容一模一樣。

離婚後楚錦妍在維也納的日程反而比婚前更滿了。經紀公司給她排了十三場音樂會,從維也納到柏林到漢堡到慕尼黑,橫跨整個德語區。她在大學附近租了一間小公寓,三十多平米,廚房只夠一個人轉身,臥室和客廳合在一起。窗戶朝東,早上陽光照進來的時候整個房間都是亮的。她不需要更大的地方,一個人住,夠了。

每天早上七點起床,煮一杯咖啡,吃一片面包,揹著琴盒出門。學校在兩條街之外,步行一刻鐘。路上的石板路鋪了幾百年了,被無數雙腳磨得光滑發亮,下雨的時候會反光,整個地面像一面碎掉的鏡子。她走在上面能感覺到自己的體重透過鞋底傳到那些石頭上,石頭微微下陷又彈回來,是一種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腳感。

練琴從八點半開始,到十二點結束。午休一小時,下午繼續練到四點。每週兩次合奏課,一次大師班,週末偶爾有演出。這種生活和她十幾歲時在維也納留學時幾乎一樣,區別是那時候她會在深夜給陸司夜寫郵件,寫很長,收到回覆後反覆讀幾遍,把那些簡短的句子拆開看裡面有沒有藏著什麼她沒讀出來的意思。現在她不需要了,郵箱裡只有經紀人的工作郵件和音樂節的組織通告。

經紀人是她離婚後換的。維也納本地人,四十多歲,短髮,幹練,說話語速很快,名字叫艾琳娜。艾琳娜陪她去柏林演出的時候,在酒店房間裡聽她試音,聽完之後靠在門框上問她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

“你拉琴跟以前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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