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頂層要改革（一）（1 / 1）
饒是苗再成說的理由說的如何切中當下時局的實情，羅承鷹有了上次的教訓，心裡的真實想法，還是不敢暴露。
還有就是，復興漢家天下，也不僅僅是軍事鬥爭一條途徑。以他對歷史淺顯的瞭解，國家政治如果不在此次危機當中做出全面轉變，很可能後面還會出現個像朱明王朝那樣更不堪的倒退。全國又會在文人士大夫的黨爭當中，在君臣宮鬥當中耗幹國力和民眾凝聚力，最後還是會被某個強蠻一時的異族武裝給顛覆了。
還有就是劉沐過來說的文天祥的“軍事割據”設想，也不是他認可的最終解決辦法。是的，各種抗元根據地的發展，需要集中當地的各種資源人口，獨立的發展，不要太過依賴中樞。但這也不是五代藩鎮軍閥重現的理由，更不是武將和軍功集團把持地方，獨自尊大的依據。
文武兩個職業階層，不管是哪家獨大，壓制對方，都會造成國家政治能力的虛耗和分散，都不是成熟的國家政治的表現。必要的文武制衡才是正確的國家政治的安排，其中，尤其要防範武將擁兵自重和把持地方，重現軍閥割據和內戰。
元末的紅巾軍起義，實際上大半都是各支反元武裝內部混戰的歷史，實質上，倒讓早已腐朽不堪的元朝續命了不短的時間。蒙元佔據中國以後，拒絕漢化的蒙元，在政治、軍事各方面都是以極快的速度腐化下來的，朱元璋是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時間，才消滅了身後的義軍武裝，實現統一後，才敢遣師北伐的。
即使是內戰，也是對民族元氣的一種損耗，甚至大過外戰的烈度，仍是國家歷史發展中竭力要避免的。
而且，從純軍事觀點來看，不能說朱明王朝才能實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北伐成功，就是換成當時的任何一支反元力量，比如，陳友諒、張士誠，都是可以實現的。據他所知，因為當時的蒙元政權，已經因為內部分裂，虛弱到了根本不能稱為國家的地步。若不是靠著王保保這樣的地方團練武裝的話，它自己的蒙古軍隊，已經和清末的八旗軍毫無二致，一點戰鬥力和意志都沒有了。沒了十五年的軍閥內鬥，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很可能就早結束十年八年的。中國的人口和財富，也不會遭到災難性的損耗。
現在推行武將自立軍鎮這種策略，雖然有可能取得軍事對抗的短期成績，讓蒙元的鐵蹄不能踐踏全部的國土。但在對元戰爭中壯大了自身實力的軍頭，一旦取得了軍事和地方政治的控制權，會不會再來一次元末中國南方的軍閥混戰。以人性的角度分析，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就連自認為負有歷史使命的羅承鷹自己，都不敢想象，要是自己掌控了一個地區的軍政財權，可以恣意妄為的時候，自己會朝著獨裁者的方向滑下去多遠，最終黑化到自己都不認識自己的地步，更罔談其他人了。元末的那些義軍軍頭，那個不是抱著推翻外族暴政的志向起家的，又有哪個不是在權力的腐蝕當中，蛻變成私慾燻心的軍閥的。這就是人性的弱點，例外的很少，首先自己就不能保證在這個難以抑制的缺點上淪陷的。
所以說，正確的做法，還是要“文武相制”，才是合適的做法。即使他和康欣一致同意恢復軍功階層的地位，本意也不是徹底祛除文人的統治地位。而只是將他們把持的權力進行重新分配，稀釋他們對國家政治的絕對主導權。
不要小瞧了這時候天下人的是非判斷能力，這大宋亡國之後，猶能堅持三年，不是靠的兩位小皇帝對天下的號召力，而是靠廣泛根植於士人百姓的忠義理念，由此紛紛擁護當時的抗元鬥爭，抗爭不息。
這種信念，恰恰就是多少年來文化教養的功績，從中也不能否定文人儒生的功勞。起碼在封建社會，輿論和社會的話語權是掌握在他們手裡的。貿然實行軍鎮制度，無疑是將文人知識分子排除出抗元的統一戰線之外。所謂“力分則弱”的道理，更多的可以理解成陣營自己內部的內鬥和消耗，讓目標不能統一，資源力量不能集中，最後很大機率便是失敗的結局。
斟酌了一下，在心裡想好了應對的說辭，他這才緩緩開口道：
“文丞相的美意，我是明白了，十分感激他的看重！
不過我雖是海外歸人，但受官家和朝廷的器重，讓我能有機會領軍抗元，報效這份殷切的希望，我現在是知足的。
況且，我認為，軍隊的私兵化不管到了什麼時候，都是國家和民族的危害。這建立軍鎮的事情，說是方便統轄地區人財物力，實現抗元復國的大業。但若不加管制，任由其發展，到最後，尾大不掉，兵屬將有，終歸是個禍患。
所以說，這事既有利也有弊，關鍵不在選拔忠心的將領出鎮地方，而在國家軍制上要事先作出規劃，杜絕軍鎮將領將防區私有化、軍隊私兵化才是妥當。
譬如，軍鎮的最高將官必須流動任職，中低階軍官的選拔任命的跨區域、跨軍鎮化制度，是必要的，應當還如當前這樣，將權力集中到中樞才行。當然，武銳軍當初整軍之時，自行任命了軍中的各級將佐，沒有經過三官院和審官西院。這是因為，武銳軍將來的戰法需要改革，需要為全國的軍隊做出垂範，所以不能因循舊例行事。再者，時間上也來不及去考察各軍的將佐那個更適合火器作戰需要，事急從權，我們就只能先幹了再說。
現在武銳軍大體成型了，那今後其他軍隊的改造就有了模仿的模板，官兵選用就可比照武銳軍的標準來。三官院和審官西院也要據此做出將佐選拔任用標準的改變，不要因為自己因循守舊，將不適用的將佐塞到新軍裡來。”
羅承鷹為當初武銳軍自行提拔和任命軍官的事情做了辯解，是希望打消大家對他們搞軍中獨裁的疑慮。當然也是希望，不要成為別人的壞榜樣，進而效仿，摧毀了中樞的威信。
“當然，我也希望中樞也要進行改革，起碼在軍事系統上要接納武臣進入中樞，發揮他們的專才。現在的樞密院盡為文臣把持也不對，軍隊事務全由一幫不通兵事的文官決定，這違背了“術業有專攻”的道理。
要麼，樞密使是文臣擔任，其他的副職和下屬衙門，都應該由將官出任，這樣做出的決策才最符合軍中的實情和需要。或者乾脆就由武臣擔任樞密使，讓樞密使成為軍隊在朝中的代表，替官家朝廷管理軍隊，也為軍隊爭取相關的權益和待遇。
國家當前處於戰時狀態，軍事是事關抗元復國的前途的第一要務，為了不使軍隊藉機做大，可在東西兩府之上，成立軍機處或者軍務統帥部，由政事堂的宰執大臣幾人，樞密院的正副樞密使，還有三衙管軍的高階將官組成，共商議定軍務要事。一切如重要將領選任、軍隊排程、戰爭方案、軍工生產裝備、招兵募兵及訓練等，無不可議，無不可決。
軍機處，或者軍事統帥部內部，不需按照朝中的品秩高低來決定最終決策權的，實行一人一票平等協商形式，做出最後的決斷。而最終的決斷，則交由官家或者太后裁定，官家或者太后，具有最後的決定權，也可否定其決議，具有一票否決權。”
羅承鷹並沒有一開始就表明對文天祥提議的贊同，反而指出了其中的弊端。他的意思就是，不要為了當前的急難狀態，搞出一種為今後遺留更大禍患的政策。文天祥算是文臣當中和元兵直接作戰過的極少數人，可能是對元軍的強悍難敵產生了震撼的觀感，無奈之下，為了調動武將們作戰的勇氣和積極性，才提出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軍鎮方案。
但文天祥也是切實認識到“文貴武賤，以文制武”弊端的明白人，國難當頭，肯放下自己階層的特權，作出提升武人地位的想法，也是需要肯定的。這一點上，就連李庭芝都做不到，他便是個嚐到過藩鎮權力好處的官員，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對動了他盤中乳酪的人，心裡總有一種不甘和惱怒。說到底，這就是他自我黑化後的表現，也符合人性中貪利戀權的弱點。
所以羅承鷹更多的是說，怎樣透過頂層的制度設計，避免這種人性的弱點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向黑化方向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