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比較(2)(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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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產到戶體制下,該交給國家的公糧,分拆到每家每戶頭上,自己家庭所生產的糧食,交完公糧後,完全屬於自己支配。

所以在82年和83年這兩年裡,只要實行了包產到戶體制的地方,農民一舉扭轉了糧食不夠吃的局面。甚至可以說,整個華國糧食缺口巨大吃不飽飯的情況,已經得到根本性的扭轉。

譬如,現在下館子吃飯,已經不用糧票了。而且,我可以預測,要不了兩年,國家就將取消糧票和糧食限制,每個人都可以敞開肚皮吃。

當然敞開肚皮吃,是指吃自己鍋裡的,可不是吃社會主義的大鍋飯。

以上內容,不過是計劃三天講課中的第一堂課,包括地委書記張文廣在內的所有人,都坐在前排聽課。

在某種意義上,張文廣也想看看,這個被中央首長惦記和看重的安嶺,到底有何本事。但是,安嶺講了第一課,張文廣自己都熱烈地鼓起了掌。

講得好啊,而且把張文廣幾十年間的一些疑問,以極為通俗易懂的語言講了出來。相信全地區的公社幹部聽了這一講之後,就會明白兩種體制的好壞差別,從而堅定走新制度的信心與決心。

在地區行署這個級別,已經有“速記員”這種工作崗位,所以安嶺的講課,是被速記員給全部記下來了的。而安嶺本人,卻只有提綱式講稿,細節他是從來不寫的。以他的記憶力,也根本用不著寫得太詳細。

安嶺的講課才開始,第二次課他接著講:為什麼會採用人民公社體制?與夢境後期對人民公社體制全盤否定相比,安嶺客觀地分析了這種體制實行前後的一些情況。

譬如,實行公社體制的主觀意願,是不讓一個老百姓掉隊,淪入受剝削受壓迫境地。這有如兩軍作戰,遇到己方士兵受傷,是否救治?答案是肯定要救治,但救治肯定要拖累全軍的行軍速度,因為一個傷兵得兩個健康人抬著。

包產到戶,不是說不要傷兵不管傷兵了,而是將傷兵留給擔架隊,留給衛生隊,讓主力部隊始終保持輕裝上陣、快速進退的狀態。

也就是說,以包產到戶為主要特徵的農村新體制,其社會組織將會更加複雜化、專業化,過去人民公社那種突出政治,動不動上綱上線的簡單做法,將讓位於各種專業經濟活動,各類專業的經濟管理,以及更為複雜的社會事務。

但凡發達的國家,都會有審計、統計等部門,而且還有相應的法律。大家知道,我們也有統計,可我們的統計裡面,水份是很重的。

而統計法就會要求,所有統計數字必須真實。為什麼要求真實呢?因為國家制定一項經濟政策,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國情基礎之上。

當然安嶺講解的重點內容還是在於“一隊四中心”。

政務中心其實就是協調指揮中心,有如部隊作戰之參謀部、參謀中心、情報中心,是所有機構的中樞,起著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左右聯絡的作用。政務中心的工作,大體上可分為黨務、政務、雜務三大類,又有對內和對外兩種形式。

經濟事務服務中心,主要是經辦鄉政府以下農村經濟事務,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以及各產業內部產業劃分。

特別值得注意的事,經濟事務服務中心,並不是去幫群眾辦廠或養豬,也即並不是去做做具體的經濟事務,而是對境內權屬各經濟實體、活動提供相關政策、法律服務與管理。

譬如,一個農民想要在村莊裡開設一家小賣部,賣點日用百貨。作為經濟事務服務中心,就要負責接待與處理。

農民開小賣部,是否符合相關政策,該辦哪些手續,辦好後該如何管理,稅收方面該如何確定,待該小賣部辦起來後,還要繼續提供服務,譬如其有了經驗,說要擴大經營各類,或與其他農民有了借貸或經濟糾紛等,經濟事務服務中心都要及時跟進,為之提供服務。

有的開小賣部,有的辦了小型果園,有的憑技術在鄉上開了一家拖拉機修理站,有的涼粉做得好在鄉上開了一家涼粉鋪子,還有的開了裁縫店……

大家想一想,這是不是有點百花齊放滿園春的樣子?當這些不同的經濟組織,都在向國家提供著稅收的時候,都在為大家服務的時候,同時創造著財富的時候,我們還擔心農村一壇死水,富不起來麼?

安嶺講課的思路,與上次方案完全一樣,只不過進行了適度擴充套件與補充。譬如農業技術服務中心,安嶺就加入了環境監測與保護的職責,並且明確斷言,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將會突顯出來。

整整三天時間,上午講三個小時,下午兩個小時。總共15個小時的講課,其所講字數達到了驚人的9萬字。

當張文廣把這9萬字資料認真地研讀了三遍之後,當即以個人的名義,走“機要”途徑將其送到了省委何書記手上。

而省委何書記在研讀了一個星期之後,則給張文廣打電話:“你這傢伙,立即以地委行署的名義,把安嶺這個講課內容報上來。”

其實,哪怕華國已經作出改革決策幾年了,農村的包產到戶也全面鋪開並完成了,但各級幹部的思想裡,並沒有形成一個對改革或對形勢的準確判斷,一句話,大家都迷糊著呢。

安嶺這個講課,是在10月下旬講的。這個課講完後,安嶺又給西嶺縣講了三天,內容同樣是這些。

在兩次大型講課結束後,安嶺也就回到了衝白河,畢竟國家給的“公社改鄉”任務,可不是三兩天就會結束的,要求是1985年底以前必須改完。敘州地區和西嶺縣不敢落後,自己定的目標是1984年底搞完。他不可能陷在這種對他而言意義並不太大的事務之中。

只是安嶺自己也沒想到,時間進入12月下旬,帝都的《華夏日報》“理論版”開始以《兩種體制之比較》為題目,連載安嶺在敘州的講課稿,而且一連載就是10天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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