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煮海 保利錢莊（1 / 1）
淳熙八年底，在明招山呆了大半年的呂祖安打算回嵐山一趟，其實主要還是三件事：
一是要審定一下這半年多的生意賬目，規劃嵐山新的投資方向。這個現在已經不再需要他過多操心了，如今嵐山的賬目都在蘇明淵的掌握中。論起打理事務的條理清楚，十個劉二祖也趕不上一個蘇明淵，真真是宰相之才啊。你說這天下間，到底埋葬了多少懷才不遇的人吶！
二是要敲定後需各種產品的生產規模、物料進出等等事項。眼下生意越做越大，市場需要進一步拓展。糧食來源也要更加穩定。因此，這次回嵐山，除了呂祖安和呂輕侯父子外，又特意安排呂祖泰選了幾個管事的掌櫃同行。
再就是想要籌備錢莊事宜。現在光是嵐山每月進出的錢糧就五六萬貫了。加上呂、陳、葉、時、鞏等數家在曲陽、北神、密州等地的錐場商貿，每月總有十幾萬貫的錢糧往來規模。
按照後世的商業經驗看，以這十幾萬貫再去撬動出幾十、上百萬貫的錢糧資金流量出來，不是難事。呂祖安覺得開辦一家能異地通兌的錢莊大有可為。
盤點自己眼下掌握的富裕本金也該有十多萬貫。呂祖安原本想先從自家生意做起，慢慢再滲透、吸納另外幾家生意。但呂祖泰在問清錢莊模式後，稟明二位兄長，一下子也入股二十萬貫。
此後明招山諸家族聞獵心喜，也紛紛跟莊。陳亮家認股十萬貫，葉邽家一萬貫，時瀾家兩萬貫，鞏豐家兩萬貫，樓昉家十五萬貫，如是就集資到六十萬貫。
呂祖安再算算嵐山收益進度，又把嵐山預期收入的十萬貫也丟進來，合計錢莊股本達到七十萬貫。眾人議定每萬貫為一股，錢莊股權分作八十股。其中資本七十股，另外十股自然要便宜呂祖安，做了他的經營酬勞。
原來錢莊之事，在宋代並非新鮮事情，其時便有“金銀鋪、銀鋪、交引鋪”等錢櫃面市，專為兌換錢幣，買賣鈔引等業務。
呂祖安的錢莊設計，除兌換銅錢、金銀外，還兼營放款、存款等業務。並刊印發行錢票，用來做錢糧匯兌憑證。只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異地匯兌功能，使商賈在經營生意上免除了大量現金攜帶的煩惱。
此舉正是針對此時社會商業發達，南北走私物流興旺局面設計。想在南北兩朝民間、異地“通存、通兌”，避開朝廷對銅錢的管制。
說白了，呂祖安就是參考後世的某些灰色錢莊，一下子就解決了東南眾商家的煩惱。其實以南朝商家之精明，之前也未必沒人看出這商機。只是如何營運，畢竟沒有呂祖安來自後世的各種花哨經驗。再說，幹成這事的核心是你要在南北朝都能擁有自由貿易的根據地啊。
這就不是一般商人能夠解決的事情，但在呂祖安這裡就全不是個事情。嵐山本就是要割據的，明招山如今變成自家後院，手裡又攥著大量超越時代的科技產品，市場佔有率爆棚，那還怕啥？
何況呂祖安天生謹慎，初期錢莊篩選的都是些較大物流量的熟悉客戶。他們要想做到通兌，便需要在生意做成前先存入銀錢，繳納千五存錢費。到生意完成時，再納千五取現之費。
異地存取的匯兌費用，也是定在每月百一之數。只不過相對賬期延長一些。具體要看路途遠近，時間長遠。眼下也就集中在明州、溫州、台州等東南人脈深厚地方，及楚州、海州、密州這等嵐山周邊的物流發達場所。
因為南北貨運雖然獲利豐厚，但風險也大。一般商賈隨時被人設局進去，可就錢糧兩虧局面。如今有人幫你全解決了。縱然被人弄去銀票，也能及時到錢莊掛失補辦。這運輸錢糧的成本、風險一下子全解決了。
按照呂祖安的計算，這物流一存一取之間，少說也要兩三個月。錢莊對外放貸生利是月息百二之數，比之當時“金銀鋪、銀鋪、交引鋪”等錢櫃放貸的百四費用低了一倍。而且時間最長不過三五個月，也就一次生意往來週期而已。
這樣大約便會有七八成存入的錢可以拿出來再次放貸生息。而那些商家發現只要把錢存入錢莊不要每次取回，用錢時只需到錢莊辦理過戶匯兌手續，他就不需要付那兩次千五費用，委實便捷、儉省。要知道，此時多數錢櫃還要收不菲的存錢費用，保利錢莊算是免費幫你管錢、管賬了。
其實這種營運模式，難說比大宋原有錢櫃模式高明多少。便是前唐時期，都曾有過類似經營，只是後來都被朝廷收為官有罷了。如今南北朝廷發行的交鈔，也多是因此異地貿易才生髮出來。
但說是類似，其實本質大不同。不一樣的關鍵在於，南北朝廷的鑄幣也好，交鈔也罷。都是沒有“基本金”概念的。如今朝廷發行多少貨幣，不是根據市場生產出多少產值去衡量，而是根據朝廷需要多少錢去鑄造、印刷！
平時倒是還能自制，可到了戰亂年代，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坑！
呂祖安甚至認為，南宋的滅亡，與其說亡於蒙胡的鐵騎，不如說亡於經濟上的破產。
邊事緊張，就濫發交鈔。濫發交鈔就貨幣貶值，貨幣貶值就繼續濫發交鈔。惡性迴圈，直到朝廷信用破產。於是天下豪強、百姓“不直久矣”。到了那時還不亡國，等著過年啊？
或說有宋一代，他們對於貨幣體系的認識就是“量入為出”原則。然而等到財政危機、或戰亂時代時，就又身不由己地變成了“量出為入”。
說實話，以南宋目前狀況，就是在“量出為入”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朝廷、市井在一片欣欣向榮的表象背後，卻是底層百姓水生火熱的悽苦！
“量入為出”作為一項財政原則，幾乎是歷代朝廷理財的基本法則。兩千年前的儒家經典《禮記-王制》就曾最早明確量入為出原則：“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此後兩千多年中，“量入為出”原則一直受儒家思想家的熱烈追捧，成為約束皇家財政行為，反對橫徵暴斂的有力思想武器。
“量入為出”作為一項財政原則，在和平時期，大體上都能得到遵守。其被遵守的證據是，不少朝代都非常注重積貯，透過積累財政盈餘以應付緊急開支而不是透過臨時增稅去應付危機。
如宋朝早期的皇帝就曾不斷積貯“封樁錢”，為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戰爭進行財政儲備。
也就是說，中原任何一代王朝從未透過“舉債”應付突發事件，也不知“國債”為何物。更不懂在發生大規模戰事，財政匱乏，增稅緩不濟急時，可以發行“債卷”應付事件。
假若勉強說有的話，那就是“賣官售爵”。一般都是作為“昏君、奸臣”的標籤存在的。問題是，只要稍稍要點碧臉的皇帝或大臣，不到萬不得已，誰願意撿這個標籤往自己身上貼呢？
好容易混上臺面的人物，容易嗎我？歷史定位還要不要？後人會怎麼評價？你以為他不想這些花頭啊？所以，多數時候，當朝廷遇到戰亂等大型危機時，會自然選擇“量出為入”的原則。
與“量入為出”原則相反的，就是“量出為入”。朝廷以支出的需要決定收入的多少。前唐楊炎改“兩稅法”時，總的原則就是：“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首先計算出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支出數額，然後將此數額稅負分配下去。
比如現在的南宋朝廷，要給金國歲幣，要養軍備邊事，要皇家規矩，還要維持龐大的官員高薪體系。它就只能把這些費用先算出來，然後分攤下去。
然後呢？就沒有然後了，任憑通貨膨脹，百姓流離失所，民間豪強兼併。
所以，在這個時代裡，不管你有過多少類似的理財手段，呂祖安都不會打怵。因為這件事的背後，還有個更重要的東西，沒有被這個時代廣泛認知。那就是“信譽價值、品牌力量”。
或許當時人也未必完全不曉得這個道理。但是，朝廷上的事，歷來曉得歸曉得，做得歸做得，一碼歸一碼的好不？
所以如今南朝交鈔也是便於攜帶的，可那玩意貶值得厲害。幾乎一天一個價的，到手了就趕緊想法子花出去。誰敢拿去做長途販運的營生？還不要虧死啊？
南宋的底層社會里，普通人家為何不事積蓄，有錢就要趕緊花掉？還不是被交鈔逼的！
而呂祖安卻是根據這個時代的物流特點籌劃，賬期規劃的非常清晰。準備金也達到三成，可說萬無一失了。便是朝廷有些不開眼的官吏想要橫生枝節，偏偏呂祖安的生意跟腳在北朝。
南朝的官兒未必敢去找麻煩，北朝官兒未必能整明白這其間的道理。倒是兩不管的方便營生。
再說到“信譽”這玩意，目前也是最不缺的。有呂祖謙這個“東南三賢”的大能在背書，加上嵐山物事的新奇巧妙，足以吸引商賈蜂擁而至了，誰會疑他？
何況，如果嵐山在大宗貿易上只收自家銀票呢？
綜合許多事情都要親力親為一次。因此這次北去，就走的是陸地，打算到了建康再出海去嵐山。幾人輕裝潛行，先去了臨安。果然臨安的繁花似錦，便是民間百姓也比別處富裕不少。